孝宗觉得他所言不虚，于是从谏如流，采纳了杨守址的建议，故自此之后，“凡官至学士者，遇考察皆自陈”。《明史》亦称：“学士不与考察，自守耻(址)始”。
既然高官们今年都抢先自陈，那么就按照剩余的规矩，即“例先内阁，次各衙门二品堂上官，次三品、次四品”的顺序，先由内阁诸位阁老上疏，套路都是一样的：自陈不职。皇帝的批复也很套路化，全部“温言慰勉，不允辞”。
等到“各衙门二品堂上官”自陈时，高务实便也上了自陈不职疏。
“户部尚书臣高务实谨奏：
为自陈不职，乞赐罢黜以肃察典事。吏部咨，准吏部咨。该本部为遵旧例严考察以励庶官事，内开京官考察四品以上例该自陈，其各衙官员本部会同都察院考察，仍行南京一体查照施行等。
因题奉钦依，备咨到臣，除北京例该考察官员，钦遵会同考察具奏外，臣例该自陈。
臣系河南新郑官籍，万历八年蒙录为进士。初为翰林院修撰，以主笔会典功得重；因初仕不谨，外放广西巡按；以平土司乱及抚平安南回任；出使土默特，赖皇上洪福，击图们、俘辛爱，擢辽南兵备；以辽南大捷，擢辽东巡抚；年后回京，任戎政侍郎；今年初，以西北战事故，任七镇经略，督军往定；乱平回朝，改任今职。
臣之被遇鸿私，先今不次，如此高天厚地，莫知所报，频年依恋，亦欲矢竭渭尘。毕志桑榆，空抱朴忠，短长蔑睹，则有曲士之致，信无当于受大也。
陈力不能，分宴当止。知臣年仅二十有五矣，秉掌国财，天下疑心。昔人所叹毫且不知，终然何为，负将日深，是用大惕。
臣年少德薄，才轻历浅，是以初任即为论劾。况臣所思所虑，今天下财赋皆系一农，实不当为二祖列宗本意，惟广纳商税以轻农赋，方为重农之所当为。此心此念，断不可易，故与同僚难得一心。
上不能解圣上之忧，下不能得同僚之谅，则今日其较注者已不称之，计黜请自臣始。
伏乞宸断赐罢，使中外知明廷肃典章，掌罔逸罚，所为砥砺臣工当不浅鲜矣。臣无任悚息待罪之至，为此具本，专差办事吏何晨廉捧奏闻，伏侯敕旨。”
高务实的这道《自陈不职疏》，从格式上而言非常典型。
自陈疏的第一句，首先自报姓名和官衔，这与一般奏疏并无太大差别，不赘述。自第二句开始，便开始显露出京察的特色。
以高务实此文为例，第二句是“为自陈不职，乞赐罢黜以肃察典事”，此一句即根据官员身份的不同，开始呈现出差别。
因高务实本身已是户部堂上官，在察典之中是有为本部填写考语之权的，故其奏疏便称“乞赐罢黜”是为了重察典——因为若连掌察官员之一都因自陈而受到降黜，显然能起到重察典体制的作用。
他这里就和此前诸位内阁辅臣的自陈不职疏有区别了，内阁辅臣其“乞赐罢黜”的理由通常会写做“清政本”。
如昨日内阁首辅申时行在自陈中称：“为遵例自陈乞赐罢免以清政本事”、王锡爵自陈亦是“为遵例自陈乞罢以清政本事”，张学颜、吴兑、王家屏等亦皆同此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内阁乃“政本之地”，而阁员在自陈疏中，又必然提及是因为自己的不职故而乞求降黜，因此一旦真的被斥，自然便起到了“清政本”之作用。
像高务实这样的尚书、侍郎等官，其“乞赐罢黜”的理由则是为“严考察”、“严计典”、“公考察”等。因为此类官员本身为朝廷大员，如大员被黜，自然能达到风励小臣、以儆效尤的目的，如此则考察自严、计典自公。
以上是自陈疏开头的常规模式，但若遇到因新帝登基而举行的京察，其开头则是“乞赐罢免以光新政事”、“以严新政事”等，以此凸显因新帝登基而带来的万象更新之感。
接下来的数句，便是诉说上自陈疏的缘由。
因有明一朝对于京察自陈有着较为严格之规定，官员必须等到皇帝有关京察的圣旨下达后方可自陈，若随意自陈，则属冒渎宸听，难逃不敬之嫌。故原历史叶向高为相时曾有谓：“吏部、都察院及臣等大僚，皆待此旨下而后敢自陈”。
所以在自报官、名和说明上疏目的后，高务实便开始交代自己进行自陈的背景。
因今年本是例行京察之年，故高务实全文引用吏部的咨文和皇帝关于举行京察的圣旨，一是为了凸显对皇上的尊敬，避免礼仪上的冒犯；一是为了表现自己是在接到上谕后方才自陈，并无冒昧之嫌。
若遇非京察之年，如因新帝登基而行之京察，则对自陈缘由的交代又采用另一副“模版”。如隆庆元年之京察便是因新帝登基而行，当年高拱自陈疏的开头便是：“伏睹诏书内一款，两京六部等衙门四品以上官俱着自陈去留，取自上裁，钦此。臣拱谨钦遵自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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