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辽阳后，努尔哈赤命李思忠搜罗李氏族人为后金效命。此时，被编入正白旗的曹振彦来辽阳定居。
此外，李、曹二氏都还有其他族人陆续降清，并且两家在鞑清时期都混得不错。比如曹振彦屡立战功，天聪初年即升为牛录章京，官居四品。
而天聪初年的八旗只有40多甲喇、200多牛录，加上贝勒、议政大臣、六部和内三院官员，总共500余人。成为牛录章京的曹振彦，已属于这500余骨干中的一员，标志着曹家踏入后金上层社会的圈子。
李思忠更是飞黄腾达，他在后来的战斗中军功卓着，历任牛录额真、二等参将、西安驻防副都统、陕西提督总兵官兼四旗汉军官兵昂邦章京(将军)等职，其子孙在顺治至康熙朝共有近30人在朝廷任要职。
但是有一件很神奇的事，就是五庆堂曹氏方面对曹簠的记载似乎失传了。
这件事不寻常的地方在于，曹簠本是万历初年在辽东将领中仅次于李成梁的存在，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为何会没有记载呢？
他本人肯定活不到抗清时期，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他的后人参与了抗清战争，甚至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让鞑清对其恨之入骨，于是按照鞑清的传统，干脆从历史上抹去了他这一支的痕迹。
当然，是否参与抗清，不能算是高务实判断一个武将是否可用的关键，因为奢求这个年代的武将们个个都讲究家国大义，那实在有些幼稚，与其要求那些武将，不如要求文官们——武将们不理解大义可以说是读书少，你文官难道也读书少？
而且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兴起之前，抱着为国捐躯心态的人是很少的，即便一些战死的将领，多数也是“为皇上尽忠”——这种忠诚是来源于封建愚忠的洗脑，而不是来自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那些不肯“为皇上尽忠”的人，无非是洗脑不够彻底罢了。能够自我升华思想到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战的人，恐怕凤毛麟角。
言归正传，曹簠既然又是辽北人(开原三万卫，铁岭隔壁)，早年的升迁又和李成梁颇为同步，高务实为何还觉得此人可以考虑呢？
关键就在于长安堡一战之后李成梁对曹簠的态度。
长安堡一战，明军方面损失了一名千总、一名把总，阵亡官军三百一十七人，马四百六十四匹，被掳去男女百姓二百九十八人，牲畜粮米数百。
这个败绩严重不严重？要看怎么比。
单独拧出来说，这个败绩是挺严重的，尤其是死了个千总和近五百匹战马，这不仅在战死将领层面来说损失不小，重要战略物资(战马)的损失更是让朝廷感到愤怒。
但问题在于，这一战不是一场单独的战役，它有前提，首先是蒙古左翼黑石炭部侵犯辽阳，曹簠率军顽强阻击，黑军战败退走。然后曹簠才乘胜追击，进至长安堡(今辽宁辽阳西)遇伏，结果明军四面受敌，经苦战仅部分人员得以突围，造成“大败”。
也就是说，这场仗有两种可能：一是黑石炭部攻辽阳不成，被曹簠追击，黑石炭部绝地反击，打败曹簠；二是黑石炭部早有预计，一开始就是在设计曹簠，所以诈败而走，引曹簠追击，继而打败曹簠。
哪种可能是实情呢？第一种，因为黑石炭部打败曹簠之后，并没有回过头继续在大明境内肆掠，而是转头回蒙古去了。
试想一下，曹簠所部是明军在辽东的野战核心，他既然遭到重创，黑石炭部如果尚有余力，怎么可能不抓住机会在辽阳附近大抢一波，而是仅仅抓走百姓三百来人，牲畜米粮数百？
因此整个战役联系起来看，曹簠只能算先胜后败，而且损失虽然不小，可对方的损失也未见得不严重——至少对方不敢继续在大明境内逗留了。
既然如此，这场仗就算曹簠应该受到惩罚，看起来也不至于直接丢官这么严重，何况他手底下是有仅次于李成梁的精锐家丁部队的。
说李成梁可能悄悄动了什么手脚陷害曹簠，那不能瞎说，毕竟没有证据，但李成梁显然也没有出手搭救。
如果他俩真的是老战友、铁哥们，李成梁只要随便上疏为他说几句好话，曹簠最起码不至于落得“革任，下巡按御史提问”这样的下场。
另外，曹簠革任下狱之后，其弟曹简苦心维持曹簠留下的家丁队伍，穷得叮当响，可李成梁也根本没有丝毫要伸手援助的意思，“拉兄弟一把”是完全不存在的。
高务实不得不认为，李成梁这是在等曹简养不起这些人之后主动遣散，然后自己再出手把这批家丁接手过来壮大自身。
在自身利益面前，战友情谊算什么？如果还在讲战友情谊，那无非是这利益还不够大。
在山东坐牢的曹簠怎么看待这件事，高务实不是很清楚，但金州卫指挥使曹简是高务实在辽南时的下属，他对李成梁的观感可不太好，这是高务实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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