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中古世代里，女主当国终究不是政治常态，这都可以实现，还有什么不可能？
这就好比在一个民风淳朴的时代中，人人安守本分、努力工作，并认为可以凭此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结果却突然出现一个投机取巧、用非常规的手段聚敛到大笔财富的人。
尽管他未必伤害到我，但我的本分与努力在这种现象的衬比下变得全无意义，甚至有些愚蠢，自然就难免心理失衡、戾气滋生。这种心态的变化，并不源于道德层面的恨富，而是价值观被摧毁的幻灭感。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哪怕这种现象遭到了严厉的制裁与及时的补救，但所造成的伤害影响却仍会顽固的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中。
对皇权的亵弄与更迭，又比取巧牟利严重得多。无论李潼在这个位置上做的有多好，但这顶白帽子曾经被任意把玩的事情仍然深在每个时流的记忆里，不知何时就会滋生壮大成吞噬理智的心魔猛兽。
无论是出于伦理道德，还是政治上的承继关系，李潼都难以做到对他奶奶进行彻底的审判批斗。而他既已做出这样的选择，必然也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应对类似的骚乱与挑战。
嫉妒会让人面目全非，私欲则又会鼓动人作死试探。每个人都有其所面对的现实处境，深明大义、顺应大势是理智充足才能保持的状态，但谁又能常年累月的保持理智、心态不崩？
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这种隐患切实存在着，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疯狂、负面的想法中，如果要强求杜绝，那只会是举世皆敌、众叛亲离，总有刁民想害朕！防民之口尚且甚于防川，更何况内心中的幽暗。
最正确的做法还是强大自我、建设秩序，挤压混乱的生存空间，只要本身足够强大，即便有所骚乱，也难以伤及根本。
过去这些年，李潼也的确是这么做的，确保自己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纵然与敌同行、祸患始终存在，但对比之下终究会越来越小。
人心中自有幽暗险恶，当然李潼自己也绝谈不上心向光明、心迹坦荡。绝大多数的情势隐患都可以交给时间、交给大势去逐渐消弭，但终究会有一些冥顽不灵、野性难驯之类，这就必须要暴力消除、彻底的了断。
同李潼共在此中天地，对李隆基而言是一大悲哀。哪怕他一直安分守己，李潼怕也难豁达到一直控制杀心，由其安享一生，更不要说他一直的蠢蠢欲动、撩人心弦。
消灭一个李隆基，对李潼而言自不是难事，甚至伦理道义对他都不成阻碍。但此前是何必如此，如今则是所求更多。
太皇太后将要辞世，结束这传奇又纷扰的一生，而李潼与他的大唐开元也要告别过往，步入新的境界、新的天地。
世情的转变与进步，需要一定的仪式感，需要一个标志事件。当此时机，血祭一批适乱不安、怀谤此世的隐患人事，也算是惩前警后、轻装前行。
内卫奏报凡所相关的人事，比李潼预想中要轻微一些，一些他已经打算借此清除的人都没有涉此中。
一方面自然是漠北新胜、大局愈稳消除了这些人的险恶心迹，另一方面则就是他对临淄王显露的恶意已经越发清晰，让一部分时流怯于靠拢。
李潼对此也是既感觉有些遗憾，又不无欣慰。
察察则无徒，既然当此家国重任，终究还是要有所包容，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匹夫一怒伏尸两人，天子一怒则血流漂杵，他奶奶给他拟字慎之，如今他也要缘此自警。
有求生之欲，我自赐之活路，开元政治该当有这样一份开明与包容。但若生机不能缘我而求，哪怕再如何苦心孤诣，最终只会是妄求。生杀由我，舍此无贰！
内卫信报送来的第二天，留守府的奏报便也到来，而且一来便是两份，除了留守府奏章之外，雍州长史王方庆另有加奏。
留守府的奏报主要述及长安城眼下的军政布置以及民生状况，《鸠鸟赋》妖文也有述及并附李昭德的应变计略，但却无置猜度之辞，只是奏请圣人遣员调查。
对此李潼也并不意外，留守府职在维稳，只要能维持住关内军政大体，便算是尽责。若真妄加猜度、节外生枝，那就是逾越本分了。
王方庆的加奏内容则更少，无涉具体事务，通篇读下只是问候。但这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他身为留守之一，既然留守府以作章奏，若事至于此，则就完全不必再置别辞，既然再作发书，那就意味着事有未尽、言有未尽。
身为留守大臣，自然不可轻作邪情诬告。作此加书，则就表示长安眼下存在的人事隐患并非留守职责能作处断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两封书信看完之后，李潼再拿起留守府发来的那封公函，心中对李昭德隐隐有些失望。
就事论事，李昭德所做出的应对的确无可挑剔，在留守职责内将事情做到最好。但相对于王方庆的事外表情，李昭德则就显得过于公事公办、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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