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吏部选授之后，诸选人还要前往吏部过官注历、领取告身，超过限期便等于自动放弃任官的资格。
可真要逃避选授的话，惩罚也是颇为严重的，起码要禁锢十年不得参铨，而且这一弃官的污点也会永远记录在履历中，遇到需要权衡挑选的职缺，便会成为优先淘汰的对象，基本上就宣告了政治生涯的完结。
所以选人们一旦得授，等闲是不敢随便弃官，除非是遇到父母大丧、需要丁忧的特殊时期。但这样的情况实在太稀少，想要人为制造巧合，那代价绝对比硬着头皮赴任要大得多，起码也得是遗祸数代起步。
每年铨选结束，此类有人欢喜有人忧的情景都会上演一遍，也不乏得授恶官的失意者们凑在一起，希望能够挑出一些选事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加以抨击，希望搞大舆论、否定结果。
类似的用心不能说是险恶，也只是人性中偏于负面的一种想法，并以另一种形式对选事流程进行监督。
今年同样如此，一些得授恶官者在选院盘桓不去，并逐渐的聚集在一起，用各自携带的纸笔将选授长名榜记录下来，特别是对一些好官与特殊的选人们授官情况抄录下来，然后便凑在角落中加以分析。
一些孤立的事件自然难以分析，可是类似的事件集中在一起进行比较梳理，自然能够发现潜伏在事物表象之下的一些规律。
选人们首先分析的便是那将近三百个京司官职，然后便陆续发现了一些现象。
首先发现的便是这些得授选人们的功名出身，其中一部分是靖国功臣，另一部分则是开元以来科举诸科以及各科制举得中出身者。至于荫受、太庙斋郎、挽郎等诸类杂项出身，比例则占得极低，只有寥寥数人。
大唐士人获取出身的途径并不只有科举，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方式，比如品子荫授。五品以上便能荫一子，这便造成了许多的冠缨世家，父子相继乃至于数代官爵延传。
这些官二代们起家未必极高，但父辈祖辈早在官场上积累了不菲的资源。那真是恨不能将祖宗八代骨灰都挖出来撒身上壮胆助势，与时流竞争当时，哪怕选司制度严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隐性优势发挥作用。
可是一番盘查下来，留用京司的几乎没有荫受官身者，仅仅只有几名太庙斋郎，年龄也都在三十五岁之上，是经历了超过十年的守选期才得以参铨，所授给的也并非台省官缺，而是诸寺监的下品伎术官。
“怎么会这样？”
虽然说大量荫受出身者占据好官职位让人不满，可现在荫授者几乎没有留事京司者，也不免让人感觉意外，甚至是有些诡异。
“莫非是嫌京司过于醒目扎眼，索性谋求外州好官？”
不乏阴谋论者如此猜测，并提议直接检索那些高官子弟们究竟得授何官。
选事喧嚣数月，一些家世背景比较特殊的选人也早被摸查清楚，也是时流重点关注的对象，自然被从长名榜上抄录下来。
这会儿众人再一一检索，并不迷茫，可是很快结果又让他们有些傻眼。
讲到家世优异的选人，自然无过于当朝宰相姚元崇之子姚彝。选人们要摸查高官子弟任仕情况，自然也从最显眼的下手，姚彝的选授记录第一时间便被翻找出来。
“伏龙县尉……伏龙？唐家几时有此县名？”
有人看到姚彝所授任的官职名称，顿时一脸的迷茫，开始搜肠刮肚的思索这一个颇为陌生的伏龙县究竟在何方位。
旁边有人已经提醒道：“榜上不是写了，顺州伏龙县……顺州，那是圣人收复青海后于海东所设新州，伏龙县在彼方位，看来是青海偏僻之境啊！”
“姚相公当朝执政，班秩首领，嫡子入事，竟然不能列入人间，虽是避嫌，但也未免有些刻薄了……”
了解到伏龙县的方位后，便有人忍不住开口叹息道。新设的州县，而且还是在刚刚收复、结束战事的青海，可想而知彼乡必然是事务繁芜、民风刁悍。
虽然说高官子弟占据好官位置让人愤懑，但这也属于时流价值观的一部分。姚元崇那么高的势位，结果儿子却被一脚踢到了青海那个新收未治的凶险所在，不免让人怀疑这个姚彝究竟是不是姚相公亲生的。
除了姚彝之外，其他一些高官子弟各所任职也都被搜索出来，结果同样透露出一股怪异。虽然说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流落到姚彝那么凄惨，但所授官也绝对谈不上是什么美职，或是人间道诸州参军县丞，不要说留在京司，留在关中的都甚少。
“如此选授，选司这位苏尚书，可真是奉公绝情、风骨强硬啊！”
摸查一番后，有人便忍不住感慨道。在朝高官虽然多数都是壮仕之年，自身仍有进步的空间，但对子弟的培养同样也颇为重视，谋划铺路都是人之常情。
官场上一步落后便有可能步步落后，哪怕是高官子弟也没有太多时间能够将几年光景豪掷在难出政绩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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