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墨客往往宦途不幸的时候便会诗情勃发，李潼看了看文中载录宋之问流放期间的一些诗作，发现已经不乏其人晚期风格成熟的诗作，诸如《晚泊湘江》之类的名篇，也的确配得上时流的称许。
但这还不是宋之问归京后身上所发生的最大逸闻，随着其人名篇屡传，不乏好事时流希望能够帮助宋之问辑录成集、刊行天下，助此文墨盛事。
但这件事却被另一名诗家破坏，那就是与宋之问齐名的沈佺期。不同于宋之问的宦途落魄，沈佺期如今高居太常少卿，更管理着如今大唐规模最大的印刷机构，隶属于翰林院的华文馆。
大唐的雕版印刷发展多年，但是因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产业体系，所以如今雕版刊印的机构主要还是官方在经营。
这其中华文馆便是最大的出版机构，各种诗文图书半数都由此出，沈佺期作为当司主官，什么样的书籍可以出版便由其人决定。
当有人将宋之问的书稿投送华文馆时，却被沈佺期直接给否了，理由是：宋某旧所经历，世道知者并非二三，既遭流配，概有缘由。章句之内唯见幽情浓厚，不见痛悟旧非，其欲比于屈子？又目谁为楚臣？如此怨切文字，不当列于锦绣华文、刊示天下！
所谓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沈佺期这番评语，不说对宋之问诗文的贬低，单单这旧账掀的就足以让宋之问无地自容。
“沈学士官禄见厚，气量见狭啊！”
李潼看完这桩轶事，忍不住笑语说道。
沈宋本是齐名，早年官职履历也大致相当，讲到才名的话，沈佺期较之宋之问甚至还略胜一筹。可是随着世事变迁，两人处境却发生了极大的差距。
不说风云变幻之际各自取舍，如今沈佺期已经是开元新朝立朝四品，但宋之问沉寂下僚，邀天之幸才得以全须归国。
仕途不幸诗途幸，沈佺期高在通贵之后，创作力颇有衰减，起码是比不上宋之问逆旅之中才情勃发。讲到诗辞艺术上的造诣，不需舆情评判，仅只李潼自己，便可以看得出，沈佺期其实已经逊色于宋之问。
不说沈宋之流自我感动而有所创造的诗家，就连李潼这种挂比，随着世道日益昌盛，那种愤而作歌的情怀都日渐低迷。所以说艺术之有所发展，泰半源于不幸啊。后世某点畅销，放量唾弃，总是不错的。
李潼虽然笑言沈佺期气量不大，但其拒绝宋之问诗稿刊印的理由，却并不觉得有错。人的感性泰半大于理性，大多数时候，只是需要情感的宣泄，但并不需要了解事务之得失。
屈原之《离骚》，的确是文体之典范，创千古之经典。可是商鞅的变法，却早在《离骚》之前，便已经成了秦国之政令。忧愤的确能引起人情感的共鸣，可世道所需要的，终究还是得失之判断。
商公已裂，屈子新生，若果有经世之才，不至于屈奏骚情。秦国黔首尚能积功以进，楚国贵胄竟然远在江湖，你不死谁死？
李潼嘲笑沈佺期因为度量狭隘不准宋之问的诗文刊印，那是出于文学的角度，觉得宋之问的诗文的确颇具美感。
可是作为一个帝王，他则能从宋之问诗文颇得追捧而看出世道之内仍然大有自觉不得意之人，将自身的落魄归咎于时代的不公，所以幽愤不平。
一个时代的审美趋向，大致可以看出价值取舍。宋之问一人之荣辱，并不值得圣人亲自垂望，可是其人之际遇冷暖，却能折射出世道几人信从。
“严审宋某所得几者关照，人与事毕录勿遗！”
宋之问诗文造诣多高，并不是李潼关注的重点。譬如后世一个流量的价值体现，也并不在于他能囊括多少韭菜，而在于它能标定出多少亟待处理的社会问题。
宋之问的诗辞造诣的确不俗，但大多数人也如李潼一般止于欣赏。可若背后有什么超出常规的力量推动，那就需要仔细查一查，它要向社会传递怎样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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