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终决定将印度的管理交给了西域商会会长米查干，让他用管理商会的方式管理印度。商会的最大能耐不就是掠夺和敛财吗。印度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小国，将他们全部分化为羁縻州，同时制造这些羁縻州之间的仇恨，使得他们无法团结。他同时又加大种姓主义之间的隔离，赵丛芳当初的那个第五种姓可以直接拿来用，规定第五种姓和婆罗门享有特权，刹帝利则次之，愈发加深种姓之间的壁垒，这非常有利于西域商会对整个印度的统治。
只要把少数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利用起来，让他们压榨底层的吠舍、首陀罗、达利特，统治成本无限降低。
米查干在印度开辟了大量的胡椒香料种植园，同时征用了大量的首陀罗和达利特奴隶，雇佣吠舍当做监工，使得西域商会的经营成本再度下降。他把赵从芳赵光合父子养的两万汉人粟特混编军队养了起来，用来维持在整个印度的统治。
丝绸之路的重开使得西域商会滚雪球般地壮大，雇佣幕僚员工多达万人，仅从大食和欧洲商人手中赚取的黄金就达到每年十三万斤。尽管每年都要向皇帝和国库上缴七成的收入，西域商会的财富总额依然达到了十九亿贯，折合紫绫熟绢八亿匹。西域商会每年的上缴相当于全国总税收的三分之一。
大规模的向外掠夺使得雍王朝的社会空前繁荣，仅仅用了十余年时间便接近了天宝时期。尝到了殖民甜头的皇帝李旭，一方面担心西域商会坐大脱离他的掌控，另一方面他又欲加大产业扩张来加大掠夺。
年初，户部尚书韦应物向皇帝上表，详细列举了西域商会的发展规模，要皇帝警惕西域商会规模壮大，富可敌国。
李旭不可能放弃这么一个赚钱机器，而且广大的豪门大姓因为田亩失去了免税权，他们也把目光转到了商路上面，充当西域商会的合伙人，不断派出驼队西行运货。这时候也没有人再嫌弃商人的低级，甚至开始与粟特人进行了疯狂竞争。
就在这个时候，广州一个海盗出身的商人仇六奇从广州驾船，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了印度，当他看到西域商会经营的种植园后，突然大发奇想坐船回到广州，又来到长安想方设法觐见皇帝。
仇六奇向皇帝的心腹宦官行贿，把自己的设想写成奏疏上交给皇帝，李旭看过之后大喜，立刻召仇六奇入宫。
仇六奇将一张海图在皇帝面前摊开，向他细细地讲述了海路运输的方便性，又讲述了南洋岛国的资源丰富，他向皇帝进言说，陛下只要动用人力在海外开辟几个码头，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换来大量财富，更可以节约西域商会陆路运输的庞大成本。
皇帝李旭自然不是这么简单的考虑，他不但需要另外一个商会来打破西域商会在印度的垄断地位，而且对印度的掠夺也不愿意只限于香料，胡椒。农耕社会衡量盛世的标准是人口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虽然西域商路的空前发达使得社会财富占有量达到了高度，但战争对农耕的破坏想要恢复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他想要在印度扩充稻田，然后将大量的粮食运回国内，以抑平国内居高不下的粮价。
李旭任命仇六奇为南洋商会会长，负责筹建远洋商船，同时命令扩大炮舰生产，将长江水师分裂出一支南洋水师，任命唐朝旧将李晟为南洋水师总管，主要负责维护商路运行，
仇六奇在印度沿海建立了二十多个水陆码头，并且开始用海船往回运送货物，胡椒等香料的货运量一下子扩大了四五倍，短短两年时间内，胡椒的价格从一斤六百贯下降到一斤一百三十贯，价格的下降使得胡椒等香料不再是贵族的奢侈品，也成功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仇六奇当然不能忘记皇帝的要求，他命人将江南水稻中挑选出的良种通过船只带往印度，运到当地让奴隶耕种，不断地扩大亩数，短短三年内扩种到八千万亩，每年用商船为大雍带回来几十万石的粮食。
随着粮食库存量的增加，粮食的价格也逐渐下降，皇帝命令全部一千六百多个县都要保持一个常平仓，用来备灾和均衡粮价，同时也在运河沿岸建造十数个仓城，每个存量都达到了千万石以上。皇帝更是宣布要消灭饥荒，他站在玄元殿上向全国臣民说，储存的粮食必须能够预防全国三年绝产性的灾荒。
皇帝李旭认为现有的运河量已经无法承担日益上涨的运输量，他大手一挥指着海岸线说道：“海岸线上沿途必须有二十座港口以及灯塔，开凿几条从运河到出海口的短运河，使得内运河与外海运能够逐渐联通。”
他命令宰相徐宾进行规划部署，每年动员人力二十万，五年之内在沿海建造了二十多座码头和灯塔，成功地代替了运河进三成的运输量。
西域商会和南洋商会的巨大成功让许多在田产上不能免税的豪门富户看到了甜头，纷纷组建船队下南洋和前往印度淘金，更大的商队甚至到达了大食，他们卖出本国出产的钧瓷和丝绸，而换回了大量黄金。
由于商业的蓬勃发展，现有的通宝钱货币已经不能满足经济需求，而商业带来的大量黄金白银也逐渐占据了大宗货物的交易，皇帝索性顺水推舟，铸造了黄金，白银和铜钱币制，天下进入了新一轮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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