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队，你说这案子还怎么搞？赵顺这整天装神弄鬼的，他这一回来把我们的工作全搞乱了，这您得管啊！”刘权气愤地说，“您就说那个偷税的案子吧，他病了以后一直由我查，我这刚按部就班地调查取证，他就一下插进来了，也不管我查到什么程度了，也不管找哪个证人该涉密，更没跟领导做过汇报，完全是独断专行，拿案子当自己的搞。人家小吕刚来，也不好说什么，他就整天支使人家小孩干这干那，我们都看不过去了！”刘权越说越来气。
江浩吸了一口烟，看着桌面沉默了一会儿。“这些你没跟他谈谈，比如为什么这么干？”江浩说。
“谈？哪有谈的机会啊！”刘权摇着头说，“我这一跟他说点儿什么，他就犯浑，一句话不对就要动手，他现在这状态还真像是有病，而且病得还不轻。现在在他眼里我们是孙子，他是爷爷！”
“别胡说，什么爷爷孙子的！”江浩有些反感。刘权身子一缩，也觉得自己说得有些过分。
“嗯，我知道，赵顺他办事是有问题，你跟他这么多年了，也该明白啊！他干活急，有时说话不讲究方式和方法，是会得罪人，但从内心讲，赵顺还是个好同志，是个有责任心的同志。”江浩给赵顺下了定论。“现在又赶上他有病，而且是精神上的问题，你们就更得多担待一些，都是同志嘛，说大了都是战友，有什么处理不好的，闹这么大意见？案子谁办都一样，关键是要依法，只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再复杂的案子也能拿下。但有一点你说得也对，他现在有病，哎……”江浩叹了一口气。“一个案子交给一个得病的警察，也确实不对，这是对案件的不负责任，更是对法律的不负责任，这个问题罗洋怎么看？”江浩问。
“罗洋？罗洋他……”刘权吞吞吐吐地说，“罗洋他……没怎么管……”
“这可不行！”江浩说，“赵顺上次出的事还不够大吗？咱们还要等着他再出下一个事吗？再出了事，咱们怎么跟上级领导交代？怎么跟老百姓交代？怎么跟那些媒体记者交代？”江浩一连几个问句，让刚被叫进来的罗洋低头无语。
“罗洋，作为探长，你该说的就得说，别觉得当个老好人可以摆脱责任。”江浩说，“我这话可能说的重了点儿，但绝对是为你好，也是为了赵顺好。先说他，干了二十多年了，要是真再弄出点儿大事，咱们还怎么保他？要真是给辞退了，他这四十多的人每月没个进项，得病了没处报销，你让他下辈子怎么办？再说你，作为探长，要是真出了事你能脱得了干系？不可能！你是他直接领导，他要是掉下马了，你也得跟这吃瓜落儿，你还有没有点儿政治头脑？”江浩用手敲着桌子。
“江队，您说的这些我知道，我也想管他，但是说了几次都劝不住啊！”罗洋有些委屈。“现在赵顺是一上班就往外跑，我拦也拦不住啊！”罗洋摇头。
“那要你这探长是干什么的？”江浩火了。“你现在就把赵顺叫进来，我跟他说。”江浩说。
罗洋出去了，刘权还站在原地，他预感到要出什么事了。他刚才向江浩汇报，当然不会提中午和赵顺谈崩的事，要是提了那事就显得刘权别有目的了。但这时要是再和赵顺讲什么停止工作，冲赵顺那个脾气，一定逮谁撅谁。他感觉手心开始出汗，不一会儿就全湿了。
赵顺赶在罗洋之前进了队长室。他那架势，用来势汹汹形容毫不过分。江浩见状，示意罗洋、刘权出去，之后指了指大班台前的沙发，让赵顺坐下。他递给赵顺一支烟，在赵顺拒绝后，给自己点上。
赵顺身上的制服显然多日未洗了，警号旁还沾着油斑。江浩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领花和警号，发觉并无异样。凭江浩多年的工作经验，与人接触是最讲方法的，有时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对待硬的，有时就必须来软的；对待软的，有时不一定要来硬的，而是要来更软的。而对待赵顺这种脾气直、性子急的人，就必须慢，而且要很慢，要主动降低速度，让他适应自己的频率，这样才能创造沟通的条件，才能达到谈话的目的，而绝不能按着他的频率来，那样一定适得其反。
“赵顺，怎么没说一下就上班了呢？你这病，还需要静养啊！”江浩直奔主题，但换了种方式出来。
“江队，我没事，我能上班，您放心，我绝不会出现上次那个问题了，上次是我错了，要不是他骂我，我不会……”赵顺解释。
“不用解释，没事。上次的事不提了，过去了。”江浩强调，“我是说现在的问题。”
“现在什么问题？”赵顺不解。
“你看看这个吧。”江浩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报纸，递给赵顺。
赵顺接过报纸，翻看。“这是……”赵顺疑惑。
“A4版‘热点追踪’，你看看中间的部分。”江浩说。
赵顺翻看报纸，眼神定在了那里。报纸上的文章虽然占地不大，但标题格外醒目，作者系匿名，题目有两个，分别为《打人警察再次上岗，是否真的疯癫》《是警察疯癫，还是野蛮执法》。赵顺一目十行，大体看懂了文章的意思。他感觉心里一阵发紧，手不禁颤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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