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学良做好饭菜，招呼四个孩子吃饭。其实不用招呼，四个孩子早已经围在厨房旁边，眼巴巴盯着火灶上的菜锅，他们饥肠辘辘好一阵了。
父亲沈学良很喜欢做饭，厨艺也很拿手，他做的饭菜比母亲做的好吃很多。只要父亲在家，一般都是父亲下厨。他怕母亲一顿乱煮，糟蹋了来之不易的食品。
菜出锅的时候，不是盛在一个碗里，放到餐桌上，大家共享。而是把锅里的菜大致分成五个等份，分别盛进五个小碗里。兄妹四人每人一份，父亲和母亲共用一份。
自从到了镇上，在吃饭这个问题上，他们家已经抛弃了过去的“集体主义”，把菜盛在一个大碗里“吃大锅饭”。而是进入到新型的“承包到户”制，各吃各的那一份。
他们必须这么做，可谓是形势使然。
因为“集体主义”的时候，经常是四兄妹一捧起饭碗，就拼命往自己碗里夹菜，只求多多益善。基本上还没等开饭，碗里的菜已经一扫而空，后面动作慢的，就只能对着空碗哀叹了。几乎餐餐都有，饭才吃到一半，菜碗就已经见底的现象发生。
要么就是，一家人守着一只菜碗，四兄妹每个人一边吃着饭，一边死盯着别人夹菜的动作。但见别人的动作有点过大，眼里就充满愤慨。整个餐桌被一种浓浓的火药味所笼罩，吃一顿饭就仿佛经历了一场可怕的生死战争。有时候，某个孩子太不自觉，还会领到父亲忍不住的勃然大怒和喝斥：“你一个人把菜吃完，别人都不要吃了？”
干吗不多做些菜呢，千万别问这么傻的问题。每天的菜就是那么一点，不能够再多，这是父亲精打细算后的餐桌局面。
迁到镇上后，母亲很长时间没有工作。她原是申请接外公的班，进入到医院去工作，但迟迟得不到主管部门的批复。可能母亲条件上确实太差了一些，一方面年纪大了点，二方面没有医护经验和知识，母亲的申请受到很大的阻碍。外婆为此天天往卫生局跑，吃尽了苦头，还跟机关干部吵了架，依然毫无结果。
母亲后来被街道居委会安排去了镇郊的“柑桔园”工作，侍候一大片柑桔果树。说是吃上了“国家粮”，其实还是当农民，工薪不会多么令人羡慕。顶多收获季节，一家人多吃几个桔子。
父亲的工薪有了一点增长，仍然很微薄。
而到了镇上后，一家人的生活比起乡下，似乎更加困难了。他们不能够种瓜种菜；也没地方养鸡养猪；父亲也不再钓鱼和抓老鼠。所有用度都必须使用货币购买，资源变得更加匮乏。原先乡下烧柴禾，可以去山上捡柴。如今镇上不烧柴禾了，改烧煤球，煤碳只有定量供应，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捡。
同时，四个孩子个个越来越大，身体长大意味着食量跟着增加。
父亲是个凡事都有严格计划的人，决不会干那种“先让今天吃饱、明天到时再说”的糊涂事，“有计划的定量消费”无疑是家庭开销的重要一环。他们为此设立了一个记事小本本，哪怕一分钱的针线用度，也会详细记录的。对于收入和开销的来笼去脉，父亲必须了如指掌。
家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己的住房。长年租住别人的房子，总会给人一种很不自由的压迫感，对于沈学良这么骄傲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就是沈清也不喜欢住在那里，因为他最不喜欢看见房东老板，看见她都有点心里发怵。房东老板是个老年寡妇，总是脸色冷峻、坐在进门大堂里，捧着一根长烟杆抽烟。不爱说话，也不太爱瞧人。何况她也有一大家子儿孙，进进出出的特别拥挤。
沈学良虽说居住学校宿舍，可到底暑假期间、寒假过年他总得回来居住。外婆因此主动搬到县城去，跟小姨住到了工厂宿舍里。
拥有一间自家的房子，一定是父亲当时的想法，虽然那种想法那时看上去有点异想天开。因为外公在镇上那么多年，也没把那个目标实现。
有那样的想法，就必定有相应的行动。一分一厘的存钱，成了整个家庭的基本方略。或许，他们就是不存钱，夫妻那点收入，抚养四个孩子，已经是捉襟见肘。
市场上，多买一片菜叶，就要多付一片菜叶的钱。想要多节省一毛钱，只能少买一片菜叶，这个规则谁也没有能力改变。
父亲在日常省钱这个问题上，绝对是做到了挖空心思、千方百计、费尽心机的。穷人的智慧没太多用武之地，只能用在这一方面了。
因此菜碗里的菜，只能是那么一点，必须节约着吃。菜一旦分到每个人的小碗里，各自只吃自己那一份，就都学会省着点伴饭了。
当然，镇上还有比他们家更苦的人。有一个双手残疾的小伙子，长年累月就是挨家挨户讨饭吃，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副好心肠，有人一看见他就赶他走。
有一天，沈清看见那个人被派出所抓住，捆绑在十字街的电杆上，供人围观。据说那家伙摸进别人家里偷东西，被人逮个正着。他们都说那个人太懒惰，可沈清觉得他沿街乞讨，风里来雨里去的比谁都“勤劳”和“辛苦”。谁若不信，自己去试试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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