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松省科场舞弊案的爆发，使得科考改革被又一次提上日程。
本来顺朝的科举考试内容，和前朝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主要是改八股为策论，削减了六经的内容，而增加了对史书内容的考核比重。
但是这也就导致了判卷的时候，主考官的主观倾向对于举子们试卷最后的分数结果，影响较之八股文时代大得多。
八股文毕竟是一种在行文逻辑上做出了明确要求的文体，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
这是特别标准、特别规范、特别合理的议论文叙述逻辑。
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八股文有它特有的优势，就是高度形式化。这个可以和唐宋科举中的诗赋做一下比较。
北宋前期，关于科举考试一直有争议。其中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要不要用诗赋取士。
当时的许多官员都认为诗赋这种考核类型的意义不大，朝廷用这种没用的东西来考试是选拔不出来人才的。所以后来熙宁科举改革的时候就罢诗赋了。
但现在来看，这种看法其实比较片面了。诗赋虽然与实际政治没关系，但是却符合了标准化考试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有客观的评价标准。
同样是写诗，但是你的诗如果出韵了，那你的分就低了。
这是高度形式化文体的一个优点，它可以提供明确的判卷标准。
因为内容的好坏高低实际上很难有个客观的标准，如果在知识、见识等方面不是相差太大的话，那分高分低就和判卷者的个人喜好关系很密切了。八股文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就是高度形式化的外在文体特征可以提供客观的评判标准。
真要细究起来，其实策论也存在纸上谈兵的情况，对选拔人才的用处未必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改革作用。
要说最客观的，那可能还是帖经，就是填空题。但是这种考试方式的缺点就是区分度太低，毕竟考试范围有限，大家都能背下来，在考试中拉不开差距，起不到选拔的目的。而八股文显然在形式、内容上都比帖经要有更高的区分度。
八股文比现在大顺推行的策论，其实在公平性上反而是好一些。
最近爆发的苏松省科场舞弊案，就是举子和主考官相互勾结，利用策论考试标准化评判较难的制度缺陷，上下其手，使得水平较差的考生得以中举，甚至进一步参加到更高级的考试中，连朝廷选拔进士的考试都受到影响。
其恶劣的影响何止于一省的范围，这才最终导致了还几名三品以上的朝廷大员人头落地，弄得东南数省均是人心惶惶。
所以现在顺朝科举考试的内容，在这次科举舞弊案以后，就又回到了标准化的发展方向。
虽然考试的主要项目还是策论，考试参考的主要教材还是诸子和二十四史而非四书五经，这中间存在一个史学、子学地位上升，经学地位下降的趋势，可以说在这点上，顺朝是做到了复古唐朝，摒弃了宋代以来重视经学的做法。
但是策论的整个行文逻辑、书写规范被大大强化了，原本允许考生自由发挥的内容，也被大大受限了。
对这点，李来亨也暂时没有太好的办法，毕竟八股文流行数百年，当然不是没有什么制度性优势的。
现在新的策论考试，想要从各个方面完全取代八股，还是很困难的。
到后来李来亨干脆又授意吏政府和礼政府，将唐朝时的明法、明书、明算等考试科目恢复起来。
唐代科举考试年年举行，所考科目主要有六科，即进士、明经、秀才、明法、明书、明算。
这其中进士、明经、秀才三科考的是四书五经和诗词歌赋的创作，也是后来宋明科举考试内容的原型。
明法、明书、明算三科，考的则是刑名钱谷之术。
由于晚唐以后官和吏两个阶层的分流，刑名钱谷之术成为了被吏阶层垄断的知识技能，一般的官员反而并不掌握了。
而且由于唐朝时的明法、明书、明算三科，即便考中以后，也只能从九品下做起，仕途起点特别不低，以后升迁时也不可能比得过考中进士科的人。
所以一般水平较高、天赋较好的人，是少有将精力投注在明法、明算这种刑名钱谷“小术”上面的。
即便是现在的大顺，也主要是在乡官学校中让一些前朝的胥吏教刑名钱谷的课程。可是乡官学校的毕业生，大多也只是去做县级的营田使、司法推官一类的低级职务。
这和考中举人、进士以后，可以直接从县令级别做起，仕途起点差的简直不止十万八千里了。
不过顺朝用乡官学校培养基层的行政官吏，至少还是比明朝的时候放任胥吏近亲繁殖、世袭更替，把握地方的行政大权要好。
乡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一方面是出身清白，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上升渠道虽然比不过科甲正途出身的士人，可也比过去的胥吏要好，是有机会升迁到三品以上高级官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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