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中二年八月，林猫猫等备选女官在顺军士卒的护卫下，已从扬州启程。她们沿运河坐船到徐州的时候，就听到了二圣车驾已经离开开封，一同前往陕北祭祖的消息。
道路上都传闻说，李过、李来亨父子要回米脂老家去祭祖，已经改名天保府的延安方面，也正在日以继夜地为这一盛典赶修行宫和陵园。
可是长安还在秦逆西寇的手中，从长安到米脂大约一千一百八十里，沿途另外有不少州县处在孙可望的控制下。
听说光中天子李过的身体很是不好，林猫猫心想天子和监国在这种情况下去往陕北，肯定是西北局势要发生什么变化了。
她心思很机敏，是一块做秉笔女官的好料子。
事情的发展大抵不出林猫猫的预料，自从去年暮春顺军在徐州击败多尔衮以后，西北地区以吴三桂和多铎为首的清军也就不再有什么气候了。
多铎虽然将张献忠射杀，但吴三桂于内忧外患之下，也没有别的什么法子，最后在顺军和西明军的夹击下，只能将多铎绑缚起来投降——
吴三桂还拜了比他小十岁的孙可望做义父，改名孙三桂，据说一开始是被孙可望封为了燮王。后来西明军拿下长安以后，孙可望又以孙三桂没能阻止多铎射死张献忠为由，贬去了孙三桂的王爵，将孙三桂改封为顶天燮。
这个奇怪名称的爵位，据闻是张献忠某次做梦梦到天父，授天父旨意发明出来的新词。
孙可望以逼降清军余部的功绩，再加上拥立幼天王的定策之功，在西明四将军中取得了十分显着的盟主地位。
从此西明朝廷便形成了明帝祭社稷、天王享国祚、东王执权柄的权力结构。
孙可望占领长安以后，一度派遣艾能奇发兵攻取潼关，自己和李定国、刘文秀等人领兵北上，准备收复西营多数老兄弟的故乡延安。
但负责防守潼关的顺军殿后军权帅高一功，没有任何悬念地击败了冒然前来进犯的艾能奇。
当时正在太原一带召开群臣大会，议论是否趁北伐辽东之际，将大顺首都迁徙到北京的李过、李来亨父子，获悉孙可望带兵进犯陕北的消息以后，立刻从山西渡河，亲自领兵护卫天保府。
李来亨督率殿中军、殿右军及清军各路降兵，共约八万人马，再度追到野猪岭堵截孙可望，重演了他当年和多尔衮在此对峙盟誓的一幅场景。
孙可望很快就发觉了顺军已有有所准备，大军云集陕北的情况。李定国又向他汇报孙三桂的降军皆蠢蠢欲动，活动在甘肃一带的顺军游击部队米剌印等部也正在向陇右大举进犯。
孙可望权衡利弊，即在野猪岭下向李来亨问好，请求顺军让西明使者可以前往延安祭祖，并请李来亨代为西明诸将保护好张献忠的桑梓坟墓。
李来亨考虑到徐州大战以后，顺军的主要任务还是以彻底扫灭清国的残余势力为主，他也无意立即和孙可望开战，于是便尽允西明要求。
二人在野猪岭下达成君子协定，顺军默认孙可望占领长安、汉中和渭南之地，西明则不得侵犯陕北，也不能向甘肃发展，同大顺军争夺地盘。
到光中元年冬天时，米剌印已经陆续收复甘州等地，使得河西走廊与宁夏、庆阳一带连成一片。李来亨于是便决意在来年，借举办祭祖大典的理由，调集兵力至河套一带，重新部署西北局面。
无论李自成、李过家族的祖坟，还是李来亨家族的祖坟，皆在陕北的缘边地区。明朝中期放弃河套以后，蒙古游骑袭扰所至，倏忽间便可抵达延安一带劫掠。
如果还和明朝一样对河套地区放任不管，那么大顺的龙兴之地就将长期处在蒙古游牧部落的威胁之下。就连一些不过几百帐的小部落，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杀到大顺米脂祖陵附近，焚杀劫掠。
就像朱元璋对凤阳的重视一样，即便李来亨本人没有强烈的血缘、地域观念，可是大顺满朝文武，多为陕西籍贯，开国元勋更是多以陕北延安府人士为主。
这些勋贵永远都不可能接受：
自己的桑梓故乡一直处在蒙古人的威胁下，动不动就被一些小部落放火烧杀抢劫。
李来亨对西北的重新部署，因此得到大顺政权中势力特为强大的“秦党”一派强力支持。
光中二年春，刘芳亮指挥大顺殿左军恢复永平和山海关后，又在四月间派兵出关，收复了已经被清军主动放弃的宁远卫后，便在此留兵设守，重新修缮城池。
大军则陆续向榆林、宁夏一带调集，准备根据监国的要求和部署，对于盘踞河套的蒙古土默特部展开反击，以确保大顺龙兴之地的安全——总之，对陕北起家的顺朝来说，河套是无论如何都必须确保的一块要地。
“群臣谁敢言弃套者，即是欲使孤弃祖宗龙兴之地，大逆不道，理应处斩。”
复套，就属于顺朝的政治正确之一；而将来为了确保河套的安全，向西开拓，也势必成为自然而然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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