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雄壮的黄河切断了华北大地，其北与其南，这原属于明朝的庞然遗体，此刻却分属于两股新生的力量。
其北是自关外席卷而来的满洲，其南是勃发于中原的大顺，按照明朝遗民的视角，这应该说是“明失其鹿，边贼与流贼共逐之”。至于僻处巴蜀的张献忠和偏安江南的南明小朝廷，都因为其兵力上的差距，不能对天下大势造成更多影响。
不过在这其中，占领成都、诈称西明，以太平天国年号称为正统的张天王，却和那群江南士人不一样。
他更有野心，也更有果断。当然，还更加有行动力。
当多尔衮带领着满洲人一支空前绝后的浩荡大军南下决战的时候，当李来亨全力征发和调动中原、荆楚的物资准备抵御东虏南征的时候，张献忠早已不动声色地舔舐好了汉中之败的伤口，整军经武，准备二度北伐。
自从崇祯十六年五月，大西军进入成都以来，张献忠控制四川多数地区已经有了约大半年的时间了。因为张献忠受到传教士影响改奉天主教的缘故，他那些奇奇怪怪、唯我独尊的天命思想，与天主教的宗教信仰相结合，反而起到了以毒攻毒的作用，使得大西军在蜀中的施政较为缓和。
当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与原本的历史上不同，一直和张献忠共患难的早期谋士潘独鳌、徐以显都没有像后世历史上那样牺牲在胜利前期，西明的文官政权组织始终被张献忠的左膀右臂掌控，而没有落入到像汪兆龄这样的投机文人手中。
张献忠雄踞四川，对于明朝的残余势力、本地的官绅豪强和土司武装，都采用了潘独鳌的建议，软硬兼施，用一手打一手拉的方式，一一平定了曾英、杨展、朱化龙及摇黄十三家等各色或明军或土寇的本地武装。
原本在名义上，张献忠还启用了在川、陕一带很有声望的明朝旧官樊一蘅担任西明政权的首辅大学士，但实际也不过空有名头。
特别是当樊一蘅、王光恩北伐汉中不利以后，更是自己给张献忠送来了一个削官的好借口。樊一蘅、王光恩回到成都不久，便在西明诸将群臣的攻击下，被张天王削去官爵，樊一蘅被罢免了首辅大学士和礼部尚书的官职，王光恩则由翼王被贬斥为冀国公，二人都沦为闲职之人。
汉中之败使得西明政权中最大的异己实力派王光恩彻底熄火，其余如曾英、杨展、朱化龙、袁滔之辈，则相继被潘独鳌和徐以显削弱和收编。
到了崇祯十六年的年底——亦或者说是西明太平天国元年的年底，张献忠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四川内部各派势力的整合。
西明比起历史上的大顺，对于四川的整合速度显然快了许多倍，成果也肉眼可见地显着许多。这主要是由于张献忠采取了拥奉朱由榔而削弱官绅抵抗的政策，再加上潘独鳌和徐以显均很有见地的采取了正确的怀柔政策。
四川因此有幸避免了历史上一场无辜的惨痛屠戮，汪兆龄虽然依旧在西明政权中担任户部尚书的高官，但他无权插手人事，在资历和威望上都不能和曾经同张天王共患难过的吏部尚书徐以显相比。
于是四川的科举依旧在徐以显的主持下，以怀柔的方式推行。对于那些写文章讥讽张献忠的士人，西明军亦不加以屠戮。
这番“以恩止杀，另颁新政，与民更始，遣将四出，不劳亲征”的政策，既符合了张献忠入主蜀王府后急于享受的安乐心理，又给了饱受明末摊派之苦的巴蜀百姓以休养生息。
经过大半年的休息治理以后，虽然中间也发生了樊一蘅、王光恩北伐汉中不利的惨败，但由于这一支北伐军的兵员多数都是王光恩所部“关营”士兵及不大服从于张献忠的明军降兵，因此实际上汉中之败并没有给西明政权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至太平天国二年时，曾担任过明朝户科给事中的四川广元举人吴宇英，已经以西明川北巡抚的名义跟随东王孙可望出镇保宁数月。
他和东王相处融洽，深深地为孙可望的眼光见识所折服，经过数月治理以后，他写信给正在成都以西明东阁大学士兼刑部尚书身份赋闲的老友高斗枢说：
“……东王亦智谋之士，其镇保宁，北出谍人于汉、兴，以窥闯孽之政……闯孽固万死难辞其罪，然其政亦颇大有可观之处……东王纳保定诸属乡绅、举贡、监生、秀才童生，乃至农卜医学僧道及民间俊秀子弟，赴府城考试，又拔擢贤人，图治乡里……虽经汉中之败，保宁犹有大有年光景……”
吴宇英对孙可望佩服非常，敬佩之情，皆浓缩在书信里面。正在成都赋闲在家的高斗枢接到信件以后，却还是不屑一顾，他和农民军斗争多年，对这些逆贼属实看不上眼。
即便是现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高斗枢也不会像吴宇英这般真情实感地钦佩流贼。
他和老部下王光恩正在一处喝酒，边喝边说：
“王爷……国公今日悔之不及否？成都开城之时，国公不明白当有今日之辱？张献忠是何人，国公竟然以为能够与虎谋皮，殊为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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