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陕北顺军隔河对峙的晋北一带，清军正在积极的调兵遣将之中，道路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人马，旗帜招展飞舞，多尔衮的车驾在大队军马里面，显得格外显眼。
他才刚刚从北京回来，近来行程特别繁忙，有时候骑马，有时候坐车，在大同城内的时候也会和明朝官吏一样坐轿子。
如今多尔衮不再只是大清国的睿亲王，而且更加是辅政王之一了。
即便不是涉及晋北一带军事的文书，只要重要性达到一定级别，也都会送到多尔衮的手中。所以他每天公务都异常劳累，在多尔衮的车驾附近，总是守着许多位从征文官，他们随时准备接受辅政王的指示，把多尔衮的面谕交代，变成符合朝廷标准的文书格式。
大批侍卫守护着车驾，多尔衮的轿子停在一处空地上，王府包衣们在轿子前面将黄椅摆好，上铺椅垫，又在前边摆好案子。
多尔衮随手把他在大轿中看过的文书放在案上，然后就每件文书面谕有关文臣如何批示。接受面谕的大臣唯唯听命，拿着交办的文书恭敬退去。
这些公文文书的开头第一句，全都是：“大清国叔父辅政睿亲王令旨”。
多尔衮有些望着北京的方向，即便到了此时，他的心情还是十分遗憾。辅政王比不得摄政王，前面冠着的叔父两字，也不比豪格的皇兄两字更高一筹，这就更让多尔衮感到失望。
皇太极……
多尔衮对皇太极的看法非常矛盾，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四哥是天纵奇才之辈，没有皇太极在危急时刻挽救努尔哈赤胡搞的种种乱政，大清国何来今天入关占领北京的风光？
可是皇太极为人阴狠狡诈，努尔哈赤刚刚死去，皇太极就用阴谋诡计逼迫多尔衮的生母大妃阿巴亥殉葬，这又让多尔衮对他恨之入骨。
不过多尔衮从皇太极身上学到了一点，那就是在权力斗争上，使用任何卑鄙的阴谋诡计，都是在允许和正确之列的事情。
“他该死……却死的太不合时宜！”
轿子前面的从征文官们，都恨不得自己是个聋子。虽然多尔衮没有指名道姓地说出来，可一句话，谁又听不出来是在直斥死去不久的皇太极呢？
皇太极在获鹿之战清军刚刚得胜以后就死去了，不仅仅是影响了清军趁机扩大战果的事情，对多尔衮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当然无疑是皇太极死去的时候，自己没有在他的身边，丧失了一个趁机夺取大清国皇位的绝佳机会。
同在获鹿战场的亲王，共有三人，分别是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
这三人里豫王多铎和英王阿济格都是多尔衮的同胞兄弟，豪格则是皇太极的长子。
在皇太极突然暴毙的情况下，豪格带着南翼军回到御帐，几乎差点就坐稳了大清国第三位皇帝的龙椅宝座。好在关键时刻，多铎和阿济格及时赶了回来，多铎有自己的政治野心，阿济格则效忠于多尔衮，他们两人联手反对，即便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也无法立即在御帐中称帝继承皇位。
加之获鹿大战的时候，刘泽清和高第两人临阵脱逃，带兵准备逃回北京控制明廷政权。
所以清军依旧没有从生死危机中脱离出来，豪格即便想要依靠皇太极的余威发难，多数将士也绝不会跟随。
所以豪格只能接受多铎与阿济格的建议，三人一同带领部分兵马返回北京。等待抓住刘泽清和高第以后，再召集诸王贝勒，商讨出皇太极死后大清国的政治安排——也包括崇祯皇帝死后明朝权力格局的政治安排。
刘泽清和高第两镇久败之兵，即便没有多铎、阿济格和豪格的追击，也绝不是坐镇北京的礼亲王代善对手。
何况追兵随即赶到，明清两军尚未交锋，二镇就已惊惧溃散，刘泽清、李建泰、高起潜几人不知去向，高第则被吴三桂追上斩杀，其兵已没入吴三桂部下。
这之后分散关内各地的诸王贝勒，才慢慢被召回北京，共商大局。多尔衮在大同获悉皇太极的死讯以后，心情复杂地回到京师，发现局面已经成为异常复杂之局：
首先是代善，代善是努尔哈赤的次子，是四大贝勒中排序还在皇太极之上的大贝勒。在皇太极一朝中，代善因为年长位尊，长期遭到压制，早已赋闲家居，不问朝政，实力也十分有限，基本采取中立立场，不论谁想要继承皇位，代善都会支持；
其次则是济尔哈朗，济尔哈朗的镶蓝旗尚有一定实力，但他在深州被李来亨打败，不仅没有增援获鹿战场，反而狼狈逃回北京，已遭到诸王贝勒的责难，更加没有话语权决定大清皇位的归属；
再则便是多铎、阿济格，多铎的正白旗是八旗中实力非常强的一支，他自己也存有不小的政治野心，但是孤掌难鸣，连阿济格都不会支持多铎上位，阿济格自己当然是支持多尔衮上位的；
问题在于豪格，豪格拥有皇太极留下的正黄旗、镶黄旗支持，本人又统领正蓝旗，坐拥三旗兵力，还在获鹿战场立下军功，如果不是当时诸将急于返回北京镇压刘泽清和高第叛乱，恐怕豪格已经成功继承了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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