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万历三十年，时任户部尚书赵良卿的说法，相比从前商税年年有足额，逐渐稳步上涨的情况，随着税监的派出，地方上的商税征收出现了“以原额约之，岁缩一岁，几减三分之一”的情况，商税并没有随着征税关卡的增多而变得更多。
以河西务钞关为例，由于征税太多，以至于商人罕至，原先一百多加布店目前仅剩下三十多家。临清关，原先伙商三十八人，今年只剩两人，至于关闭店铺更是有数百家之多。诸多商铺纷纷闭门歇业，严重影响了商业贸易的开展。
到崇祯初年，经由东林党出身的户部尚书毕自严整顿商税，钞关税收这才日渐增加，到崇祯十三年已从万历年间最高的四十万两，增长到了八十余万两——可见征收商税的问题上，东林党人未必不能起到好的作用，或者更应该说，在整顿财政的方面，官员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简化为了江南与北方、东林与非东林这样二元化的形式。
盐课方面，崇祯年间的盐课收入较万历原额在130万两以上。
但是因为李来亨占据的三楚之地，大多不是明朝时主要的产盐之地，所以盐课收入虽然极为丰厚，却注定和李来亨没有多少缘分。
至于其他杂项，多以货物税为主，与商品流通环节关系不大。万历六年时杂项原额全部折银，当年实征约三十二万两。此后明朝的杂项货物税基本没有大的变动，直到天启时期因为西南战事和辽事新饷，前后总共加派了二百二十万两之多，崇祯朝更把包含在杂项之中的“生员优免银”也加入加派之中，又加派数十万两之多。
从此处杂项商税的加派中也可以看到，崇祯朝对于商税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甚至到了军事紧张的时期，崇祯对于“生员优免”的特权都进行了加派。
可以见得明朝朝廷的财政问题，不是因为不收商税，而更加主要是明朝朝廷的整体已经完全腐烂、坏朽。即便崇祯屡屡加派商税，可是这些税银却要不断填入一个又一个的无底洞中，腐坏的朝廷在各个环节上的贪墨，也会消耗大量税银，而低效的行政效率，更加导致了十分钱用出去，只有一分钱能产生效果的弊端。
收不收商税，从来不是此中称得上严肃的问题之一。仅崇祯三年重新整理杂项加派，实际加派额就高达一百六十万两之多。可是在腐朽的行政体制下，这一百六十万花出去，中间各个环节官员抽吃卡拿一番，最后用到实处的税银，能否有十六万两都不好说了。
所以李来亨贯彻了李自成提出的“平买平卖”政策，在楚闯管辖范围内，实际上相较于明朝统治区域的商税，是不增反减。
由于崇祯后期不断增加的商税，特别是钞关等流通环节的商品税，已经造成了地方商业的大规模萧条。所以李来亨推行“平买平卖”、降低钞关商税的政策以后，地方商业和流通复兴，在削减商税加派的情况下，直接税银收入反而比宋一鹤担任湖广巡抚时期，要大大增加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任谁都知道像晚清曾国藩那样到处设关办卡，疯狂收取钞关厘金，固然能短时间内提高收入，可是也势必造成商业的大规模萧条，饮鸩止渴，负面影响极大。
说来好笑，李来亨后世读过不少穿越小说，那些穿越者们穿越到清末时期，都知道裁撤钞关，设置统一的商品税，保护商品在流通环节上不受到层层的剥削而削减竞争力。可是他们穿越到明末的时候，却好像就突发奇想，一下子不懂了商品税的重要性，而只是野蛮粗暴地广设钞关税卡，这比起崇祯一再增加钞关，实在让人想不清楚到底有什么区别。
也或许是因为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崇祯增加钞关税率和新增加芜湖钞关、南京宣课司、德州仓等钞关的事情吧。
当然在海关税上，明朝的政策就极成问题：福建和广东的海关收入，全部加到一起，居然还不到五万两……
但是不管是楚闯还是中原闯军，都还没有控制出海口，海关税问题也就不需要李来亨多加考虑。
其实明朝海关收入这样低，无非是因为此时郑芝龙独霸东洋，海关收入几乎全落在了郑氏的手中罢了。
但郑芝龙即便通过国际贸易收敛了惊人的财富，可他骤得巨富一样，照样是在福建各府广置土地，并没有把钱花在了扩大船队规模、扩充工商经营的范围上。
说到底，明朝的土地才是最稳定、最划算的投资品。
郑芝龙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超级海商，他熟练地插手甚至垄断相当一部分的国际贸易，在全世界的商品交换中据有了最重要的一块版图之一。
以他的海商经验，依旧把获得的钱财用来投资土地。充分说明了明朝的土地投资回报率高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土地投资的稳定性更是超过了海商贸易不知道多少倍。
不像李来亨那样用营田制，强硬地把土地投资的回报率砸到无利可图的地步，即便像郑芝龙那样垄断国际贸易的一大部分，又有何益？
当然像郑成龙那样由于清军的打击，出于外部环境打压的缘故，丧失了继续在内地投资土地的条件，倒可能成为一种迈向新道路、新世界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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