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来亨对陈可新这个人物，尚没有充分的了解。但他很信任白旺的意见，更何况陈可新先做庄使，再做营田使，在闯军的新体制中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和功绩，足可以证明他的可靠性。
“老白是持重之人，我全听你的意见。”李来亨点点头，下令道，“那便由左帅兼任排阵使，老白为牢城使，陈可新今后就从黄州府的营田使调任为随州牧。”
排阵使、牢城使都是唐代的官名，只是被李来亨赋予了新的定义。在他这里，排阵使等同于后世的前敌总司令，负有统合协调一线作战的权责，牢城使则相当于城防警备司令。
而随州牧这个官职，其实就是明朝的知州。只不过因为李自成和牛金星两人都有模仿唐风的喜好，所以把明代的兵备道、知府、知州、知县，改名改成了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
这样由前敌总指挥、城防警备司令、地方行政长官三位一体，就算是形成了一个结构上比较可靠的指挥班子。
李来亨接着向贺锦和白旺两人谈到主题，谈到当前的敌情。目前大军将转移到随州北面，随州的留守部队数量较少，必须要贺锦和刘希尧两营扛起正面。
根据夜不收的探报来看，左良玉攻破枣阳以后，难得约束了一次部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屠城破坏，而是继续保持了以官兵来说，极为快速的行军速度。
枣阳和随州之间的道路，左镇大军云集，轴舻帆盖如云密布，闯军严阵以待，一阵大厮杀看来是不可避免。李来亨又接着分析了襄阳方面的政治、军事情况，说：
“朱仙镇大败以后，左良玉困守襄阳府一隅之地，他的三万兵马尽是新败溃军，士气低下，缺衣少食，只好在襄阳附近疯狂打粮，势不能长久。襄阳以东就是随州，不必说了。襄阳以南是承天府，革回两营虽然不肯跟我们一起作战，但已经直奔承天去了，左军若败，南路也将断绝。”
方以仁接口说：
“襄阳向北是大元帅的主力，左军绝不会去送死。只有向西是郧阳道高斗枢辖有的郧阳府，虽然地小民贫，可犹且是一块立脚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要阻断左良玉西退之路，他最后总难逃兵败身死的命运。”
经过大半年来的治理，德黄两府的物力、人力都相当丰沛，左良玉这样小觑它，必定磕碎他的一口犬牙。
李来亨最后说道：
“形势时刻都在变化，用兵之妙存乎一心。左良玉悬军远征、孤注一掷，一旦我们抓住战机，左镇势必土崩瓦解，湖广大局都将全部撬动。左帅，您在我们之中，资望最深，经验也最老道，大局还是由您掌控为好。”
虽然贺锦不是闯军的自己人，但李来亨还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他并不打算让贺锦、白旺、陈可新三人互相牵制、异论相搅，最后半件事都做不好。而是认为既然已经任命了贺锦做排阵使、做前敌总指挥，在军事上自应畀以全权，充分放手，让他统筹全局。六辔在手，操纵自如，才有战胜的把握。
牢城使和随州牧各有权责范围，千万不得在旁掣肘。唐朝宦官监军，郭、李不得成大功，九节度围攻相州失败的殷鉴不远。
更不用说我大宋惯用异论相搅，上下相制，结果屡战屡败、直到灭亡之事。
即便上位者要治御派系，也不是在这种时候该做的。
所以李来亨还是决心给贺锦以充分的自主权力，放手一搏！
势在全胜。
他要的不是必胜，而是全胜！
陈可新过去只是个操办民团的举人，后来也只不过是李仙风身边做文书工作的幕僚。投闯以后，虽然负责了许多黄州府营庄制改革的细务，可他不是军官出身，没有指挥大战役的经验，更加谈不上已经有了通筹全局的战略观点。
但他是个头脑清醒的、有常识的、实事求是的人，不是妄人，在明末就属于非常难得了。
陈可新在李来亨率军出发前，在这既短暂的半天时间内，便将随州城的户口、器械、粮秣资料整齐井然。明末的问题是老一辈人筋骨已衰，暮气渐深，可朝廷的旧体制却不能给新人以出头的机会，陈可新这样有才干的士人，往往只能半生蹉跎于家乡。
也无怪乎，李自成的建基檄文中，都要强调闯军反对“重制科，循资格”的风气。
朝廷迩来取士之大弊，就在于此。
不过朝廷旧体制暮气深沉，又根本改革不了，一个被裱糊起来、勉强支撑的破房，若是像天启皇帝这样的寻常庸人坐视风吹雨打，还能维持一阵。可若是遇到崇祯皇帝这种，有志中兴，非要大改大革折腾一番的皇帝，就立时散架了。
所以朝廷的旧体制，属于不改革会慢慢死，改革了就会立刻死的情况。
大明已是死局。
欲破局，唯有自局外而来，所以天下非胡虏所有，即贼寇所有。
而胡虏与贼寇相比，又是高下立判。
所以即便是最为痛恨“流寇”的儒家大师黄宗羲，也在《留书》中痛诉：以中国制中国，以夷狄制夷狄，犹人之不可杂之于禽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即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不失为中国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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