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李来亨拿下随州，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大半年。这大半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帅府的经营，已然让随州产生了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
就像道路上相传的那样，今日的随州，比之乱世，更像处在太平治世的好时节中。
除了一小部分为了躲避传说中穷凶极恶、残暴食人的闯军，抛弃田产祖宅逃亡去外地的搢绅以外，本地大部分人，都从闯军的治理之中获益不少。
原来处在随州生活最底层的佃农、奴婢，得到的好处最多，他们经由营庄制的改革，获得了许多田地的耕种权和部分收获权。虽然闯军的土地改革并不特别彻底，可是对于长期处在鼠、蚁般生活处境里的奴仆们来说，已经是如久旱逢甘霖，让他们看到了地平线上徐徐升起的一线希望。
这种希望给佃户、奴仆注入了强大的生活能量和生产激情，他们很愿意为了保卫闯军、保卫营庄制，付出自己的力量来。
所以当左镇将要寇掠随州的消息传到以后，在营庄制中获得解放的佃农和奴婢最受触动。他们率先感到一种猛烈、深刻到骨髓的恐惧感，那是最底层民众长年累月形成的对朝廷权威的敬畏。
但是在这种敬畏感之后，则是一种强烈的愤慨感。湖广人是很熟悉左良玉和左军作风的，他们都知道当左镇攻破随州以后，本地将面临一种怎样涂炭的灾难。
佃农和奴婢们，好不容易看到了生活改变的希望。他们为了生活付出的已经足够多了，那么为了扯碎镣铐和保障生存的权力，需要付出的东西，于他们而言其实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随州最基层百姓的支持，是李来亨手中庞大物力和财力的主要来源。
不过闯军所推行的种种社会改革、土地改革，也并不仅仅是触及佃户和奴婢这一个阶层。像自耕农大多在“免赋三年”中获利，而且闯军保卫了随州正常的生产秩序，也等同于保卫了自耕农最重要的切身利益。
其余的社会群体，即便是中产身家以上的商人，在李来亨构建的新体制中，地位也并不低。毕竟闯军现下阶段，依靠抄没逃亡士绅的家产、拷掠助饷、公审大会，还有一项最大头的抄没王府，手中掌握的现金现银、奇珍异宝，远比粮秣物资要多。
因此李来亨必须依靠商人群体，帮助他把这些金银财宝，全部变现成有实际价值的物资。
除了靠收编商人组建起来的恳德记以外，同闯军进行合作的其他独立商人，同样数量不少。
他们并不是闯军的铁杆支持者，可是在狂乱残忍的左镇和闯军之中，显而易见，是更为支持闯军的。
对闯军抵触情绪、反抗情绪最强的，主要就是大田产的拥有者，以搢绅为首的大地主群体。
但士绅阶层，又要等而言之。毕竟营庄制不是要将士绅阶层彻底消灭的一种土地改革，而是保留了搢绅的食利出路。
更何况李来亨还通过田息入股、公私合营的办法，将部分士绅的利益捆绑到了闯军新体制上面。
搢绅们，应该说是深怀不满，但同样存在新体制的积极合作者。当然，隐恨待发者的数量同样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可以说除了“一小撮”死硬的反闯分子以外，大部分的社会阶层和群体，都是支持李来亨而反对左良玉的。
李来亨打算在荆襄地区和左镇进行一次战略决战的底气，不仅仅是因为朱仙镇之战后左军“畏闯”的心理，更多也是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
只是他最初的打算，还是准备复制李自成击杀傅宗龙的项城之战，准备先以高一功和郭君镇两部奔袭承天府，引诱左良玉救援。然后李来亨自己再同诸将，亲督主力，在荆门、钟祥之间同左镇打一场大会战。
一开始闯军的作战准备，也全都依照这一布置的基础。可是有心利用“剿左”来提升自己官职和地位的顾君恩，很快便从左军四处打粮的行动中，发现了一点要害的问题。
那就是左良玉没粮食了。
左镇缺粮，对闯军来说应该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可是左军缺粮，却和李来亨的承天决战思路有很大冲突。
最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在粮食的压力下，左良玉很可能顾不上去救援承天府，反而很大可能会利用闯军离开随州根据地的机会，前往随州掠夺李来亨的积粟。
这可是相当致命的问题。
不过看出这点的并不只有顾君恩一人，像方以仁和郭君镇，甚至心思缜密又负责屯田工作的白旺，也都有所察觉。只是他们的动作都没有顾君恩来得快，顾君恩是只要有机会见到李来亨，根本不顾是什么时机和场合，直接就夹带私货，把自己的策略呈递了上去。
顾君恩也是在冒险，他不过一个提点学政，哪有权力如此深入地参与到闯军核心决策之中呢？更何况顾君恩自己知道，他掌握的情报讯息，全都是靠平日观察调查得到的，可李来亨会相信这种说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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