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杰见笑了！”
“大人忧国忧民，让我等仰慕，何来笑话之理？”
徐让年纪比苏轼都大两岁，这个年龄，都是含饴弄孙的年纪了，却还要在官场奔波。确实心累。还要被不入流的小吏糊弄，这官当的颇为无趣。
不过，徐让是位卑言轻，他虽然是苏轼副手，颖州的通判，但本身官职很低。
大宋的官员对于私德非常严苛，想当年欧阳修买房子，因为买便宜了，就被弹劾，搞的老欧非常狼狈。如果针对是百姓，别管多大的官职，都有翻船的可能。当年章惇的父亲在家里买地，因为价格太低，被御史弹劾，变成了欺压乡里。别看章惇已经副相了，可还是得回老家啃窝头去。
但如果针对的小吏，军户，将门……
就算是有功之臣，大宋的文官就算是杀错了人，也不用担心。
有时候仅仅是因为恶心人，杀了有功之臣，也不用担心御史会弹劾。就像是狄青，当年就被韩琦弄的灰头土脸，连手下有功的将领被杀，也只能忍气吞声。
这是大宋文官的特权，一种近乎不讲理的特权。
可这样的特权，徐让是没有的，谁让他仅仅是从六品的低级文官。如果他挂上加衔，学士，直学士，枢密使，枢密副使之类的顶级加衔，根本就不需要苏轼出手，自己就能把人办了。
没有证据，就创造证据，没有机会，先抓人再说，杀错了不用担心。别看御史擅长窝里斗，一有风吹草动，就疯了似的乱咬人。但是当文官杀错了将军、小吏之类的事，他们不仅不会跳出来弹劾，甚至会宣扬文臣的铁面无私。因为这些死不足惜的胥吏将门，杀了不是错，让其耀武扬威损害到朝廷的威严才是大错。
但有一个前提，主持案件的人必须是高官。
大宋的知州位置很不牢靠，最大的原因就是朝廷会时不时的派遣大臣来给地巡查，知州经常高配，而且还是高到天上去的高配。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他们都有从宰相，或者副相的位置上被撸了，然后去地方做知州的经历。不仅仅是他们，大宋几乎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已经变成了常态。
他们的任务不是治理地方，而是将地方上不稳定因素去除。如果是加衔的高官就更是如此，苏轼这样从三品的高官，如果在颖州为官时间一长，恐怕会将整个颖州都变成他的一言堂。
朝堂为了避免高官对地方影响力过大，造成对地方上的绝对控制，不会让加衔的高官在一地产期担任知州。像加衔高官，在地方上是做不长久的。不用等一任三年，基本上一两年就会换地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轼也是这样的存在。
但是苏轼不同于其他人，他对于这种‘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作风是有抵制情绪的，他年轻的时候做官是甩手掌柜，什么事都让副手去办。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尤其是大难不死之后，他务实了很多，但也只是中规中矩。苏轼热衷于水利，还有创办免费的医馆之类的善举。但面对地方顽疾，他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一来，他做官在一地不长久；二来，对付这些人没有太多的办法。
颖州地面上，唯一有心整治义仓舞弊的通判徐让，却没有这样的特权。这是让他束手束脚，面对一群蠹虫无可奈何的原因。因为常平仓不算地方直接管辖，路一级还有提举常平司衙门，想要办仓监，就绕不开这个衙门。
但提举常平司肯承认地下的官吏中饱私囊，徇私舞弊吗？
承认了，就是提举常平司的失职。
不能，打死也不会承认，甚至为了推卸责任，还会包庇犯事的官吏。
而且提举常平司的主官级别可要比徐让大，有道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徐让可没办法彻底摆平提举常平司袒护自己人的私心。
徐让也不管李逵能否听懂，是否有心整治义仓舞弊，自顾自的说起来：“颖州地面上有三个义仓，平常年景都相安无事。近些年却频频出现过错，失火，水难，甚至被抢。老夫在颖州已经四年了，也被贾道全之流戏弄了四年。”
说到这里，徐让是长长的幽怨和哀叹，似乎内心很不甘，却又无计可施的失落。
“颖州的水患这些年才严重起来，但老夫可以担保，水患造成的损失，比蠹虫少之又少，颖州一日不除这些人，颖州就一日不得安宁！原以为学士携皇恩之望，可以一力承担之，却不成想学士顾虑颇多。”
“老大人的意思是？”
“老夫原本建议学士，不需要证据，先抓了再说。”
“贾道全，孙卓，刘安之流，在州府案宗累牍，先羁押起来再说。虽是借贷豪取的手段，不受重视，可真要下决心，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要没有了他们几个，贼人就没有了主心骨，自然就无法祸害百姓。受其欺压百姓如此之多，自然有不平之冤情，只要时间一场，证据自来。”
“杀错也不打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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