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识之、用之、驳之。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余柏林所在时空，研究四书五经的学者已经在第三种层次发扬光大。不只是研究儒学，其他学问，也多用这三种方式。
但目前而言，余柏林只能进行道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对这个时代的人而言，太超前了。
孟子曾言：“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当今读书人也秉承这个思想，道统传承，自古以来，圣圣相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余柏林自然也要遵循这个大潮流。
他可以在其中加入新颖的东西，加入后世之人的研究和见解，但他只能“用”，不能“驳”，不然就等着犯众怒吧。
或许等他威望更重，年龄够大的时候，能“大胆”一次。
打好腹稿之后，余柏林开始动笔。他按照层层递增来写这本注释。每一章节注释，都先求圣人之意，然后抒发自己见解。每日若顺利，能成两三千字。有时需要去古书里反复求证，就只能写百余字而已。
《春秋》仅一万八千余字，加上余柏林注释所增字数，就算多个四五倍，也就四五万字。一两月时间，足够成稿。
在这部书中，余柏林用上了标点。
说起标点，余柏林并未想到它会被读书人接受的如此快。
按照后世的观点，一直没有标点问世，涉及方方面面复杂的原因，其中愚民一说最为盛行。
但事实上科举盛行之后，寒门学子皆可读书，读书人越多，中的者越多，当地官员文德教化之功越大。除了少数奇葩王朝因以少数统治多数，必须禁锢人的思想之外，其他朝代对教育都十分推崇。
教育越兴盛，人才越多，皇帝可用之人才越多。
只要不是“歪门邪说”挑动“反叛之心”，皇帝是乐意推广教育的。
而余柏林标点的推广，却不是因为皇帝要推广教育，而是因为他写在浅谈中的一句话而已。
“吾不愿后人曲解之。”
我不愿意后人曲解我文章的意思。
要知道断句不同文章意思完全不同，因此在作文之时，其实句与句之间是有空处的。那空处，就是标点。
这在写文给别人看的时候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你写什么？
若你科举文章中无空处，考官怎么知道你写什么意思？
若官文上没有空处，谁知道你这官文下达了什么指示？
只是印刷之时，因为印刷技术所致，句以句之间才没有留空而已。
而古代传下来书籍，因代代传抄，当年到底是怎么空的，也不可考，只能后人猜测。
余柏林浅谈一出，许多读书人觉得这标点挺好用。又因为浅谈一书流传甚广，所用标点也被看过书的人熟知，渐渐文中不留空而是加点，成了“流行”。
这“流行”，渐渐的从普通读书人传到官吏中，又传入朝堂上。最后很明显，会继续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这倒是无心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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