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到来之前，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主要针对的是两种甲类传染病，以及包括天花、出血热、麻疹以及各种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这一时期各地的卫生防疫站承担落实了主要的疾病控制任务。而在2000年之后，中国第一次开始建立了和西方统一标准的疾病控制机构体系。在设立是十一个月之后，疾病控制中心迎来了第一次大考——SRAS疫情的爆发。
当时刚设立不久的疾控中心在随后的几年中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倾斜，但随着时间推移，疾控人才流失仍然成为了疾控中心的心腹大患。投入使用了十数年的疫情直报系统在这些年里一直有着相当不错的战绩，但却在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突然展现出了巨大的缺点。
尽管有些不足，但疾控中心仍然在对抗疫情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疾病控制中心的实验室最早分离出了病毒样本，最早完成全基因组测序，最早完成电镜显微照片拍摄。这都为控制疾病传播创造了条件。
但日本的情况和中国完全不同——他们压根就没有专门的疾病控制和预防机构。没有直报系统，没有隶属于国家级别的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没有大量专业人才长期从事疾病预防和控制工作。可以说，作为亚洲唯一发达国家的日本，在传染病的控制和预防上几乎就是白纸一张。
没有检测能力，过分自信，缺乏疫情防控机构和专业人才。尽管日本常年被全世界各个顶级医疗期刊和机构评为亚洲医疗水品最高的国家，但事实上他们在面对传染病的时候脆弱的就像是一根蛛丝。就连越南都有自己的疾病控制中心，但日本却压根没有这样的机构。他们只有一家名为“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的厚生劳动省下属机构，其主要功能是提供一定程度的数据研究和分析，并且制定病原体、抗生素和其他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运行规范。
更要命的是，由于长期经济衰退，日本国内制造业、尤其是口罩等防疫必须品的生产根本无法自给自足。日本国内的口罩年生产量约为11亿只，而进口量高达44.3亿只。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年产量占到全球的50%以上。现在中国国内想要买一只口罩都这么困难，日本这种需要大量进口口罩的国家……防疫难度简直就是地狱级别的。
医生有国界、科学家也有国界。但病毒没有国界。在高度全球化的现在，隔海相望的日本一旦爆发疫情，就意味着所有和日本有通航的中国城市都将面临疫情输入国内的风险。
云鹤的疫情已经逐渐有了被控制下来的眉目，除了湘北省以外，全国各个地方的确诊病例也连续11天下降。在胜利女神逐渐开始向着几乎快过劳死的公卫人员、医务人员以及其它重要岗位工作人员甚至全国人民露出微笑的时候，境外输入病例的风险却正在快速增高。如果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念头，境外的传染病迟早有一天会重新杀回国内。
孙立恩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转让检测试剂盒生产方法，以及出口成品试剂盒这两条手段，提高日本的PCR检测能力。等有了切实的数据之后，或许他们就能够意识到情况严重，并且开始认真应对疫情了。
还是那句话，病毒没有国界。在疫情的威胁前，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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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总，孙主任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过来。”接到了孙立恩的命令之后，虽然不太理解具体的命令缘由，但沈息还是忠诚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很快就给沈轻眉打了电话过去，并且问道，“孙主任想通过您联系一下武田制药，然后把咱们正在生产的试剂盒成品以及生产专利转给他们。”
电话那头的沈轻眉先是愣了一会，然后问道，“现在么？”
“是的，现在。”沈息答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这个事情比较着急。孙主任在电话里说，事情办的越快越好。价格无所谓，但最好能在今天就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
这个要求对于沈轻眉而言也是完全令人摸不着头脑。现在的裕华生物有六个车间都在24小时加班加点生产着试剂盒，但产量仍然无法满足全国各地的需求。试剂盒几乎是刚一从生产线上下来，就被装进大型拖挂货车里。这些试剂盒要么通过空运，要么通过陆运快速被运抵全国各地。沈轻眉自己甚至考虑过要不要通过外包生产的方式，请求其他生物公司协助生产试剂盒。武田制药也是她考虑的方向之一。
但现在要把试剂盒的生产专利，以及成品试剂盒卖给武田制药，甚至还要“价格无所谓”，这就实在有些不对劲了。
好在沈轻眉本人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她手下还有专业的分析团队可以帮助她找到答案。紧急开会布置了任务之后，沈轻眉在一个半小时后得到了初步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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