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五百二十九章司马光逝世
高滔滔顿时舒适度满点，韩维和吕公着刚刚说白了，就还是想绕开制度增加一点不受监督的人事任免权；而司马光和苏油，则是力图堵住这个漏洞。
最后苏油的妥协方案就是这个漏洞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开，但是打开这个漏洞的手，不能是宰执的，而必须是皇帝和高滔滔的。
而这种人，又必须是得到舆论公议推许的大贤，最起码得是入朝之前的王安石，和入职中书舍人之前的苏轼那种。
这就算议下了，剩下的役法之事，司马光实在撑不住，只好作罢。
丁酉，司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谒告，自是不复入朝。
壬辰，高滔滔携赵煦临荆扬王第，母子叔侄不知道谈论了什么，最终结果就是朝廷给赵颢和赵頵的几个儿子加官，而俩皇叔离开汴京到中牟去，一个提举医学院，一个提举经济学院。
九月，丙辰朔，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年六十六。
太皇太后哭之恸，帝亦感涕不已。
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
司马光病革之时，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犹皆朝廷天下事也。
司马光死后，司马康收集书案，得遗奏八纸，皆是论当世要务，还没有完成的手稿。
百姓闻其卒，罢市而往吊，鬻衣而致奠，巷哭而过，车盖以万千数。
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
苏油在中牟刚刚安排完俩王爷，闻讯立即返回京城。
其实听到司马光去世的消息，苏油暗中松了一口气。
司马光这个人，让苏油感觉很矛盾。
对于人品没什么好说的，苏油很敬重。
真实历史上司马光做出的那些“坏事儿”，其实很多是局限于他的见识或者历史经验教训。
他没有后人对历史走势的了解和上帝眼光，因此有些评断，过于苛刻了。
就拿着名的“卖国贼”事件来说，司马光当时放弃的，只是四个寨堡，相比王安石放弃宋辽边境整整七百里疆域，其实只是小儿科。
所以要说“卖国”，王安石和赵顼可厉害多了，但是网上偏偏没有王安石是卖国贼的说法。
而且更奇怪的是，不但不指责，甚至还有无数言论为王安石洗白，说他不是参与者。
但是无论怎么洗，熙宁八年到熙宁九年割地之时，王安石是大宋的首相，这一点是铁的事实。
所以王安石真的没有一点点的责任？
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非古”的思潮在作祟而已，就是前人定论的东西我一定要推翻，前人否定的东西我一定要肯定，如此方才显得“今人胜古人”。
不过不论如何，在如今这个时空，司马光的去世，让朝中只剩下了温和派，苏油将几项关键的新法一直拖到现在，没有如真实历史上那样被尽数罢废，总算是取得了一场变相的“胜利”。
这样最好，起码这个时空里，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身后的污名和非毁，将会比苏油穿越来的那个时空小得多。
不管真假，大宋也需要这样两个标杆，作为如今所有官员的榜样。
苏油之所以着急忙慌地赶回京城，还有一个原因，司马光临死前立了遗嘱，让苏油为他主持丧礼。
这个可是大事件，另一时空里司马光的丧礼由程颐主持，此公泥古不化，导致蜀洛两党大起党争，保守派内部由此彻底分裂，之后被改革派翻盘。
这样的事情苏油当然要全力压制，而且如今他也有这个实力。
程颐可以不服苏轼，但是不敢不服他苏油。
官场不论，在学术辈分上，苏油也和张载司马光王安石是同一级，而且是理学一门的开创者，嵩阳书院“天理人情”的校训，就是苏油最早喊出来的，同时他还是嵩阳书院最大的赞助人。
而嵩阳书院的外围，就是郑州理工学院、嵩阳兵工厂、大宋宗室权贵们把持的工业大基地。
苏油在这些地方的影响，毫无疑问也会反射回嵩阳书院。
真要认真论起来，程颐还得管苏油叫山长，叫师叔。
而以司马光和苏油的深厚交情，大宋没有一个人认为司马光的这道遗命不合适。
从调查河北开始，两人做了无数次的战友。
在司马光最沉沦的时刻，是苏油一直在不远处陪伴着他，支持着他。
这种支持不是表面上的简单问候和关怀，不是为司马光设计了隐士田园风格的独乐园，而是苏油在陕西创造了奇迹，证明除了拗相公的那一套，大宋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保住了保守派的“一方天地”和“政治正确”。
在司马光心里，这才叫“肝胆相照”。
而最神奇的是，在王安石的心里，苏油用同样的一件事，也保住了他身后的声名地位与“政治正确”，同样是“肝胆相照”。
这就是苏油入仕二十六年，苟出来的声望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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