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太太言重，劝顾先生留下来，把眼光看的远一点，毕竟县城和村庄的比较，在城里谋生还是容易一些。不说别的，一个小姑娘给富户人家带带孩子，补贴家用就能养活二三口人。这钱要是放在农村更是不得了，乡下人过生活比城里人省钱。何况一个大老爷们，又是知书达理的先生，还愁没有一碗饭吃。
说心里话，这个时候，陈老太太还是希望顾先生不要走，院里有一个男丁的房客，假如遇到什么意外，总比没有要安全些。
世事难料，甭管什么朝代的变迁；灯红酒绿，无一不是川剧的变脸。社会都是有钱人吃肉，没钱人喝汤，官争权，民说利，都在一个钱上活着，没啥两样。一个好的社会让人说话，一个坏的社会也得让人说话，不让人说话的社会还叫社会吗？
人生而就得说话。任何阻碍语言自由通行的朝代，都是一个理性社会发展的枉然。说一句深得民意的话，官员少一点黑心的社会，就是民的福音。就连街坊邻居的叔婶都明白一个道理，常说，人要活的刚骨一些，遇上事，一轮到自己就打了折扣。
从另一角度讲，社会好不好，不在官方说，一比较，就清楚了。问题是，人人都想走自己的路，却不想走一条大家共识的路。不走也罢，还要找出些歪理为自己打圆场。
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具备做一诸侯或一国家之领袖的可能；但每一个人又未必具备管理或服务的能力。原因很简单，“选你与你选”的程序设计和修复是否与人类的发展合拍。将简单的程序复杂，或将复杂的程序变简。
作为一个人，是一个大写的天地。敢不敢于面对现实，如果堵别人的“嘴”，行自己的“路”，注定是要被“埋”的。
现在的顾先生是一家报社的编辑。此前，是一介文化人，师者，端的是传道授业解惑的饭碗。后来离聘，走进县府，从属偶然。如今，虽屈尊于社会的屋檐之下，薪水的报酬却比早先赚的多了那么几十张票子，又不失做人的底线。谋生，为的是更好地活着。如若依了自己早先回乡时的打算，一逃避，生活的自如就会化为泡影，也会面临着另一问题。现实的是，媒体一但成为官方的代言人，其质的堕落就只剩下脱裤子了。原本客观、公正赋予对社会的启蒙和监督功能荡然无存，沦为“工具”而已。且说起谎来大言不惭，就像站街女告诉嫖客，我很纯洁一样。
这时，远离从东小院跑出来，踩着雪，在庭院撒了一个欢儿，又跑到西小院折返回来，翘起一只后腿在庭院留下气味。据说，动物这样的留味意在圈起或重申属于自己的地盘。同时，不停地留味，也是对同类的提示和告诫。
陈家仪重又立在堂屋的檐下，拍了拍身上的雪花，返身准备进屋时，无意间朝西小院瞅了一眼，却与顾先生的眼神撞了个满怀，词不达意地问：“还没上班呢？”
顾先生说：“还早。”
让房客清理积雪，真是过意不去。还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歉意，心一慌，满脑子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词，枉担了先生之名。只好含蓄的一笑，一切的感意都包涵了。进了屋，看了看钟表，心才释然，因落雪，还以为今早自己又懒了觉。
吃罢早饭，收拾停当，陈家仪又一次从屋里出来，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太阳破层露出淡淡的笑脸，院落间一下子耀得有些睁不开眼，冬的暖，在雪后张扬。
惊蛰在院中堆起雪人，旁边还加了一座雪屋，蛮像童话中传说的那一景。一雪屋一雪人，陈家仪看着，心念，惊蛰也是有诗意的，虽然是个孩子。
今早，陆得秀没有去医院，来了事，和科主任告假休息，手上的事交由同事处理一下。自从学校解散以后，便去医院谋了份差事。昨晚喝了姜片熬的红糖水，早间起来虽感身子懒懒地，小肚却没有昨日的那么痛。过来的人说，姑娘家什么时候有了婆家，痛经的感觉就会慢慢消失。此刻，正倚在窗前端着书本散心呢。偶而，移开书页，看一眼院子里的动静，无心无绪又回到书的文字里去了。
近来，陆得秀在读一部日文版的古典名着《源氏物语》，是由一位日本女性成书。顾先生说，这是部日本人的《红楼梦》，她有些不信，如是，拿来一读也值得。
日本是一个礼仪之邦。日本人的偏狂，源于个体的孤独，心中的“无”让内心的孤独不断膨胀，一但有了明治维新垫底的资本作依托，以为强大了，弱肉强食的野心便扩张起来。固执的心态沿着一条自以为是的不归路前行。
国人的心里偏执有着与日本人某些相似的心态。不同的是，前者对天皇的无限愚忠，后者对王权骨子里的奴性。
偏狂与偏执都是人类社会秩序的麻烦者，有一个都是悲剧。
陆得秀的日语阅读能力普通，看起来还是吃力，不得不借助于顾先生的“拐杖”跳着脚看。读过却不以为然。一条主线无疑一个“乱”字，人性的情与爱怎么会如此的沦落，恣意。书的铺陈有一点倒值得认同，一个男人对自己过手的女人如此负责，却比我们那些提着裤子走人的权色男人强多了，这是日本女人的欣慰。
陈家仪看了眼惊蛰堆砌的雪人，矜由道：“别冻着，冷了回屋暖和暖和，要不陪你姐说说话。”一转身就往东小院的老太太屋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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