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谦和还是幸运的。
反思家中发生的事情，陈安甫开始诅咒官府的奸诈和对社会规则的无序。他甚至有些忧国忧民了。虽不能至，心却往矣。
坊间之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边城资源的丰富，并不意味着能给这里的百姓带来好运。正是这一地下资源的丰富，引来更多的贪婪者对资源无休止的开采、掠夺，在掠夺的天平上是人性的麻木和沉沦。那些对民众空洞的许诺，为边城的一时富裕埋下贫穷的伏笔。环境的破坏导致家园、文化的失落，地下的空洞极有可能引起更大的悲剧。就此，人和自然的和谐毁灭无疑。最终，一座把残片记忆城谱写在“脸上”的废都淡出国人的视线。也许有一天，历史上的西域古国的消失就会戏剧性的重演在边城的身上，一座千年古镇的悠扬荡然无存。因人的贪婪无止而被移民，留守者将是一个痛苦的人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今天，佛家的因果报应，无意间误落到陈家的头上，但也不会放过那些为官和始作俑者，或报应在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身上。其言有点像咒语。一个社会不能不讲报应，除了法律和道德，社会的第三条路还要言称报应。而报应是很灵验的。不然的话，那些信奉上帝的存在和救赎的人，走进教堂就是一件多余的事。
人总是生活在等待和希望中。在以后的日子里，陈安甫没有在等待中祈望到什么，最后的时光一点点从指尖剥落。
这一年秋天，陈安甫的身体状况愈来愈不支了。他整日懒在家里，很少出去走动。身心显得极其疲惫，神情懒散，目光空乏，眼睛残存的最后一点灵光游来荡去，已感，活的时日不多了。
想想自己的一生，平淡如水，没什么可值得炫耀的事情。要说有，莫过于废除中医事件，请愿、游行、庆功，轰轰烈烈的事仅此一件。身为中医，悬壶济世本是安身立命之业，只是西医的挺进，让中医势必日渐尴尬。中医存与废的对弈，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在祖业的背后，是一个利益格局的从新分配。
看一下历史，挂于嘴边上的“四大发明”在某些语境下真不值得炫耀。别人的赞美，有时也就是场合上的一句话，不必太认真。人类的发明不计其数，无与伦比。值得一提的倒是华夏的中医及针灸，才是这个民族倍感欣慰和骄傲的资本。中医不仅在医的本身，更是以辩证施治的独特方法影响着人类的进程和发展，是人类活的生命哲学范本。中医的辨证就在于“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通论。换一说法，国医治于发病之前，中医治于发病之始，郎中治于发病之末。现在竟有人提议废除中医，足见其用意之卑劣。
还有一件，也值得欣喜，就是娶了一房让人一辈子心动的妻。灵魂和肢体的皈依，履约了传统常识阴阳和约一见天日的古老故事。
人在生命的残年守望中，总有许许多多放心不下的事情。与命运的抗争，无疑会挣扎到最后，哪怕只有一线希望。陈安甫没有，至少是没有表现出来。他告诫陈家仪，做先生，悬壶济世，一付药可以加减，但绝不能缺味，缺了味，医者大忌。在生命回归自然的弥留一刻，显得安然，一如他的名字。一个安字，在归宿终点的一末行走的极平静，脸上浮现出少有的安详。
坊间有言：生有时，死有地。命相这东西不是以人的意志所能改变的。何时生，何地死，都是上天早已钦定安排好的，由不得人。
那一日，天下着小雨，风贴着窗间溜走，在家人打开窗棂的一刹那，一股湿漉漉的清凉气流把陈安甫身上仅存的最后一线游丝和满屋的闷气生拉硬拽般一股脑挤出窗外，飘向虚无的天空。
陈安甫走了。走得很苦，是心的苦，也累；但很安逸，像睡着了似的。无奈人的一生都有这么一走。
入殓是在午夜时分从简行事的。能够带走的生前喜好之物随身一并入棺，一同带走的还有那根束之高阁，枯而无泽的辫子。一根遗辫的处置，让众人颇费心思。陈老太太说，装兜里吧，路上随他。
仅半天时光，随着一篇讣闻的告白贴于街门的立柱上，街坊四邻便知晓陈安甫走了。
死是避讳的。
虽说人总有一死，死是必然。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的轮回。不过伦理的普遍，没有人把“死”字挂在嘴边，这在常人是很忌讳的。和长者说话，你不能言死。就如戏班子里的行规，不能说带散字的谐音。如说了这些个字眼，不管你是有意，还是一不留神顺出了嘴，轻者体罚，重者出局。讳死，除非言出自己，那是与你无关的。即便是人死了，也得换一种说法，找一个相似的词汇，年轻的病故，长者的仙逝，大多称谓人走了。虽是隐语，却也明白。不言死，实则是对生者的尊重。
陈安甫的死，民俗的口碑较高，力拔称谓老喜。既然老喜，丧事的操办就得热闹些，邻里的分饼就等着得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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