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释放大会没下的雪，憋到了今天。
立春第三天了，天顶苍穹被莽雪遮蔽，感觉不到一丝春的气息，岁暮之雪带来的依然是冬的寒冷和苍白。
禁闭室那扇蓝色的铁门重新关闭并落锁，我和谢天等人也不必再进去值岗挨冻了。
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设立专门收押艾滋病犯人的监狱。
惊慌失措的王佳鸿被前来的几名狱警、武警和身穿隔离服的三名医生带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包括无法逾越监狱大墙的鬼老太。
但我清楚，王佳鸿暂时还办不出保外就医，因为保外就医的那套法律流程很繁琐，她应该是先被带到外面的疾控中心做血抗体和HIV干血斑检测确诊去了。
我站在五楼监室的窗前，透过漫天飘扬的大雪，看着登上停在内院救护车的王佳鸿，在心里默默地向她告别。
“但愿你的生命比你的刑期长！也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再回到这个随时会要了你命的地方来。”
本来王佳鸿昨晚就应该被带走的，由于兹事体大，加之今天又是周六，行政单位有话语权的人都放假在家。
梁监区长在听完我的汇报后，亲自到监控室调出王佳鸿的监控录像，并进入禁闭室将当时值岗的人给支到外面，观察了下王佳鸿，侧面问了王佳鸿几个问题。
想来她对艾滋病也有些了解，返回监区后，她连夜给阮监狱长家去了个电话。
而阮监狱长又要向监狱管理局申请，监狱局再联系武警大队和疾控中心。一套套审批下来，半天多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王佳鸿身上带着我给她编的红丝带爱心结，红丝带是我从谢天一件新外套上剪下来的。除了那个红丝带，其他的东西，只要是王佳鸿使用过的都被销毁了。
今天下早饭岗的时候，我带着谢天顺路进了趟禁闭室，将爱心红丝带送给王佳鸿，嘱咐她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在身上，这也算是我对她的一个美好祝福吧。
红丝带代表的意义，当时的很多国人并不清楚，但去过美国拜师学艺的谢天却明白。
“宁恕，你怎么……”
谢天大概想问我怎么知道红丝带的，又或者是想问我王佳鸿是不是得了那个可怕的病，但最终她没有问出口，而是语带伤感地对王佳鸿道了声珍重。
接下来，监狱开始一场为期五天的体检，为三千多名犯人查体的不再是那些犯人身份的医生，而是疾控中心来的真正的医生。
监狱管理局的领导层非常重视这件事，不仅安排专人前来查体，还将伙房、医务室、各个监区的厂房、监室，甚至就连禁闭室都进行了一番消毒处理。
而在这同一时间，省公安厅监管总队派出侦查人员，将曾经与王佳鸿有过接触的人犯提到外面的审讯室，进行秘密调查。
这些被提出去问话的人中也包括我。
我仅将他们能查到的一些情况如实道出，比如王佳鸿在看守所里的一些作为，又比如在禁闭室时与王佳鸿的几次对话。
当他们问及我是怎么发觉到王佳鸿是得了艾滋病时，我便将对梁监区长说的那段话复述了一遍，即，我以前在律师事务所上班的时候，曾接触过艾滋病涉案人。
其实我这说法非常牵强，毕竟艾滋病有潜伏期，且每个人的发病症状不同。
想来如果换做是别的病，他们定然不会这么重视，更加不会轻信我的举报。
鬼老太无法走出大墙，王佳鸿之后的情况我没法掌握，只有在心里祈祷她一切安好。
监狱里很多犯人都发觉到了事情的蹊跷和严重，因为那些近期有过感冒、发热、头晕、恶心、厌食、乏力、腹泻症状的人均被隔离了，这让大伙都惴惴不安起来。
有脑筋灵活、且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自然联想到了艾滋，但多数人都仅是以为监狱里爆发了什么别的疫情。
小年就在这种混乱与慌乱的状态下过去了，也没像往年那样吃饺子，仅比平时增加了一道菜——炸鱼。
农历二十七晚，所有犯人接到通知，第二天可以跟家里人通电话了。
被传染病阴影压抑了一个周的犯人们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关键在这个通知之后，下面五个监区还接到了另外一个通知，自今日起，不再加夜班。
有人欢喜有人忧，欢喜的是那些能与家人通电话的，没被家人抛弃的人；忧愁的是那些已经与家人失去联系，或者家在偏远贫穷的农村，没有电话可以联系的人。
这些忧愁的人里，还包括一个谢天。
“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联系，你不可以这样无视亲情！入监队所有人的账目都在我手里，我可以通过她们账面存款额度推断她们的家庭条件，以及她们家人对她们的关爱度。”
“如果我没有估错，整个监狱里，你跟丁岚账面的钱最多，这说明什么？”
下晚饭岗往监区走的路上，我耐心地劝说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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