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讲完故事后拂袖而去，留下众人在原地深思。制假贩假倒霉的是国家和百姓，国家少征收了税，百姓损失了钱财，这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说都如同溃堤之蚁，是绝对明令禁止的行为。以前由于冶炼和铸造工艺落后，中央王朝并不能杜绝纹银掺假的情况，甚至有些不法商人会兑换铜钱进行熔炼，铸造成铜器后再高价转卖。如今得益于火器研发和修建跨河大桥，明朝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技术储备，加上发展市场经济的自身需要，印发新币已成为时代的趋势。
有明一代对外贸易几乎从未中断，即便嘉靖年间倭寇横行，但还是有大宗的商品出口到阿拉伯和波斯一带，再经奥斯曼帝国转运到欧洲各地。朱由校上台以后，一方面扫除了东南沿海的威胁，保证航运的畅通；另一方面鼓励发展手工业，增加出口的数量。
经过多年的经营，现如今朝廷每年征收的商业税多达四百万两白银，加上进出口的关税和贸易利润，还有农业税、矿税、盐税等传统岁入，加起来接近一千六百万两白银。这些银两已经完全可以保证大明公司的高速运转，但相较于整个国内的生产总值，其实连十分之一都达不到。
根据黄仁宇着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文，还有其他一些学者的论文，我们可以知道明朝的税收比例是很低的，也就是说这一千六百万两白银的税赋背后有接近一亿两白银的产值。如此庞大的白银流通基数，一旦换成银元后不但将大大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而且还会提升朝廷动员帝国资源的能力。当然了有很多人肯定会怀疑明朝赋税比例偏低的事实，在这里不妨赘言几句。
要说研究明朝的权威着作当属官方编写的正史，但因《明史》是满清人的杰作，里面有很多不足信的地方，所以人们更愿意翻看实录来取证。不过《明史》对赋税的记载非常详细，可以作为参考。
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
永乐中，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万历时，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有明一代农业税自始至终的变化不大，考虑到人口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因素，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明朝的税赋其实是不断在减少。至于商业税，万历、天启想恢复矿税就被骂的一无是处，倒是一月皇帝和亡国之君被东林吹上了天，其中的玄妙众人自明。
那么问题就来了，明朝的赋税低为何末年还会有农民起义？作者认为起义的原始动力是为了活下去。由于小冰川气候的影响中原地区的农业普遍减产，甘肃、陕西等地甚至颗粒无收，即便朝廷不向他们追加三饷，大量的流民得不到朝廷赈济还是会生变故，而此时明朝已经在辽东苦苦支撑，孙承宗甚至想把堡垒一直修到辽东腹地，从军事上来讲这是对付八旗劲旅的最佳选择，怎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朋友们会反问为什么明朝末年不能有效的赈济灾民，这得从公务员编制和税收制度说起。有明一代为了缩减政府开支，官吏的数量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比例内，三杨时期虽有所增加，但文官总数也仅有两万左右，吏员的总数约为五万，如果再扣除供职于军中的文吏，真正管理地方的公务员不会超过六万人。
我们可以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把明朝的管理体系再形象一点。传统的明朝一般指两京一十三省，共约一千四百个县，去掉宣慰司、都司后，做少也还有一千一百个。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六万人分散开来每个县也只不到五十五人。这么点人要要负责税收、审判、治安、交通、教育、公共工程和社会赈济等工作，即便放到信息时代也做不到啊！事实上，这些人也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县衙当差。
如此就引发了伴随明朝的两个矛盾，一是贪污屡禁不止，二是朝廷对社会的控制力不足。说到这里朋友们已经愤怒的拿起了西瓜刀，誓要将小弟摁在地上问问锦衣卫、东西厂是何许机构。诚然这些暴力机关都是维护皇权的工具，历朝历代又何曾缺失过，当今世界最着名的军情五处、中央情报局、摩萨德、克格勃等机构难不成是卖早点的？况且诏狱里关着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正是这些人把持了社会上的主要财富和舆论，他们横在朝廷和百姓之间，欺上瞒下聚敛利益，最终导致国弱民穷逐渐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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