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扬柳，布谷啼叫，提醒人们要应着农时开始播种。根据祖制，每年这个时候皇帝要亲自扶犁以示劝课农桑。左战自然不会拒绝这种好事，四五岁起他就跟着父母下地捡麦穗、割草，深知粒粒皆辛苦。众人见他有板有眼的扶犁驱牛竟是行家里手，纷纷长吁短叹，叫苦不迭。
远处草青叶绿，河边传来牧童的笛声悠扬婉转，左战听来恰似春的生机。那些大臣可没有他这么好的性质，莫说年龄偏大的老臣，就是正值壮年的官吏也多是四体不勤，此时早已上气不接下气，浑身酸疼。
左战看着这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暗想这种人如何能做好父母官。这些农活你可以不去做，但起码得懂吧！基于这点他故意在皇庄停留了五天，一是想让这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体会一下老百姓的艰难，二是借机考察那些优秀的干吏委以重任。白天他与众人一边劳作一边听老农讲授庄稼地里的知识，夜里则研究在全国的一千四百多个县设置责任田。从心理学上讲这叫从众效应，朝廷重臣都快累成狗了，底下的刀笔小吏还敢清闲？
等折腾的差不多了，此时军机处早已拟好了奏折，第一时间呈送到他的手中。原来据山东巡抚赵彦的密报，闻香教的王好贤、徐鸿儒暗中联络，煽动教众造反。其中山东的徐鸿儒势力最大，盘踞在水泊梁山一带建立伪政权，攻取京杭运河的渡口夏镇，切断了朝廷南北漕运的通道。
按照兵部的意思，建议启用原陕西三边总兵杨肇基为山东总兵，自慕乡勇镇压这次起义，说白了这种小规模的叛乱司空见惯，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左战一开始也没放在心上，认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是新科进士蒋德璟的那篇《得道者多助》让他改变了想法，其中“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未有去所助能立者”这句发人深省。
见皇帝食不甘味，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张嫣甚是心疼，不无埋怨的问道：
“圣上以中兴盛世为己任，凡事亲力亲为，征辽东、访灾区、躬农事，样样都是明君的风范，如今为何忧心忡忡？”
左战心想后宫不得干政是铁律，但张嫣出自农家肯定另有一番见解，不妨通过她得到一些启发，于是笑着问道：
“爱妃过誉，朕还担不起明君二字。你入宫之前，在民间可曾听说一些关于朝廷的传闻？”
那张嫣本是心地仁慈之人，更将左战视为生命来珍爱。眼见他忧思神伤，一时激愤的说道：
“圣上英明睿智，所见所闻定是比臣妾要多得多。不过臣妾尚在老家时，常见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根本不顾百姓死活，一遇天灾便赤地千里，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变卖土地，大户人家便趁机与官府勾结压价盘剥。等百姓无地可卖时只能流离失所，在生死面前活下去是最实在的，谁给饭吃他们就会跟着谁，连易子相食都做的出来，还有什么不敢的。
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任何农民起义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一顿饱饭。左战听闻如醍醐灌顶，似乎已经找到了解决明末农民问题的那把钥匙。自古只有官逼民反，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时，愤怒就会如洪水决堤般肆虐。
勤政殿内，军机处和内阁的骨干列席而坐，一边是孙承宗、熊廷弼、戚昌国、袁可立、赵率教、陈策、孙传庭，另一边是方从哲、韩爌、杨涟、叶向高、黄克缵、阎鸣泰，帝师范景文、来宗道仍然列席参加，曹化淳、方正化作为皇帝的秘书负责记录。
这套班子堪称当前大明王朝的最豪华阵容，左战不免得意的环顾四周，这才开口问道：
“鲁西南的情况如何？”
由于朝廷刚刚清洗了一批参与军饷、赈灾贪腐的官吏，钱谦益、周应秋更是被枭首示众，众人心有余悸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生怕落得个渎职的罪名。作为新晋的内阁次辅，韩熀坚决反对兵部的建议，正义凛然的说道：
“孙尚书反应迅速，布置得当，不愧是一代名将。可依臣所见，启用杨肇基为山东总兵并不稳妥，一来此人已致仕多年军中威信不高，二来让他自慕乡勇更是杯水车薪。
我朝虽然周边战事不断，但真正的农民起义还是第一次发生，如果处置不当便会引起四方响应。《荀子?王制》里曾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圣上断不可轻视了内部的暴乱。”
左战听闻一阵狂喜，心想这韩爌目光独到惊世骇俗，不愧是一代贤臣，他的见解与自己内圣外王的治国思路不谋而合，于是鼓励他继续说下去。那韩熀也不矫情，接着说道：
“闻香教兴起于宋朝年间，一直活动在贫苦地区，我大明朝开国以来也是屡禁不止。我们应当对其反思，究其根源是北方连年灾害，加上地方官吏盘剥，百姓生活疾苦，为了一口饭吃不得已任凭奸邪之人摆布。”
韩熀将农民起义的根源归结为官吏昏庸，曾在山东监督赈灾的户部尚书杨涟自觉脸上无光，主动请罪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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