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咱可以细心的推敲一下，他的这些改革制度对谁有利？对谁有害？汉武帝初期时期就已经将盐铁收归国有了，推恩令以后诸侯削弱，铸币权也成了国家独有的特权，怎么一百年后到了王莽这里就不行呢？
史学家还说自王莽篡权以来就一直受到四方的讨伐，可王莽死后的数十年天下还是大乱，也没见那些揭竿而起的爱国人士向刘氏宗亲臣服。更为可笑的是王莽死后头颅一直被历代皇室收藏，直到晋惠帝时一场大火将其焚毁。
由于可见，这些反对王莽的人是那些改制中的利益受害者，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才出来推翻王莽的，甚至以私藏他的头颅来警示后人，这就是那些读圣人书的道学先生们做出来的。如果当初王莽不推行新制，继续维护他们的利益，那天下是姓刘还是姓王都一样。
再说杨广，一提到这位老兄，大家的印象差不多是乱伦弑亲、工程讨伐、骄奢淫逸，最后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其实史书中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记载，杨广是开皇十二年被立为皇太子的，是隋朝的合法继承人，登基后废太子自然要被处决，这不是他的专利，当年李二还在玄武门杀太子哥哥呢。
不惜民力迁都洛阳，那是为了弱化关陇集团对朝廷的控制。了解隋唐历史的书友都知道有个关陇集团，这个庞大的集团势力有多牛逼呢？老大宇文泰是北周的开创者，杨忠是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李虎是唐高祖李渊的祖父，独孤信是人类历史上最牛逼的老丈人，其长女是北周宇文毓的皇后，四女是李渊的母亲元贞皇后，七女独孤迦罗是隋文帝的文献皇后。此外，唐初的尉迟、长孙家族和战神李靖都出自关陇集团。
修建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现在还在造福人类呢！除此之外还兴修水利，在他治下中原地区基本没有大的洪灾出现。三征高句丽虽然都失败了，可为何后来李世民、李治都要倾国力去消灭高句丽？（不是南棒子那个高丽！）道理谁都清楚，没有他的三次征讨估计中原王朝的大敌就不是突厥了。再说他除了征讨高句丽，还在西北灭亡了吐谷浑，在西南干掉占城，东南跨海降服琉球，在北方碾压契丹。
在治国方面，杨广在大业元年就推行科举制度，大业三年颁布《大业律》，这是《唐律》的父辈，在中国法制史上是颗璀璨的明珠。观文殿里的藏书多达三十七万卷，他组织编写的《长洲玉镜》、《区宇图志》等，比明朝《永乐大典》要大，比清朝《四库全书》要全。
这两位皇帝都是历史上的另类，很多书友也喜欢把他们比作穿越者。其实不然，他们只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想做其他人不敢做的事情，他们虽然失败了，但这些改革却被延续下来，比如从唐朝以后科举制度成了取士的唯一标准，新中国成立后将土地收归国有。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同样顶层的智慧，做同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结果？其实就是范景文说到的体统，这个体统在封建社会叫士农工商。
士，就是官僚体系及勋贵集团，寒窗苦读或为功名，或为利禄，天下学子趋之若鹜。这个阶层有固定的特权和寄生能力，朝代更迭，但很多名门望族却依然枝繁叶茂。
农，就是从事农业劳作的群体，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劳作到死也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正如张养浩所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农民的社会地位虽然比匠户和商人高，实际上生活的最苦的。
工，就是匠户，皇帝建宫殿、造陵墓需要泥瓦匠，社会修路架桥也需要工匠，后期手工业的发展对匠户的需求急剧增加，出现用工荒的局面，需要安置大量流民来补充这个阶层的劳动力。
商，就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他们倍受朝廷的盘剥和社会的挤压，但在利益的驱赶下熙熙攘攘。商业本身是货通有无，这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但商人奇货可居，盲目追逐利益，为富不仁。
士农工商是每个封建王朝的社会秩序，敢挑战这个秩序的都没有好下场，虽然这些君王都有雄才大略，可为什么都失败了呢？究其原因是没有理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当前明朝虽然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整体的社会生产力还不具备打破这个体统的条件。虽然左战掌握一定的现代知识，但要想带领明朝走向世界的顶端，就必须正视这个体统，通过局部的调整促使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再去完善生产关系，否则便会重蹈王莽、杨广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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