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仁术也。何为“仁”？
仁是爱，是悲悯。所谓“悲天悯人”，既有对万物苍生的慈悲，也有对人世间苦痛的不忍，以及对受苦难的“人”发自内心的深深同情。
夏昭曾如此总结过：“悲悯情怀是一种普遍关注人性、人类生存状况的人道主义情怀”。
然而，自从生命一诞生，苦痛即降临。精神上的苦痛，躯体上的苦痛，汇总在一起变身张牙舞爪的疾病；原应欢愉的生活，被疾病熬煎为日复一日的折磨。这种折磨，如非亲身经历，旁人很难体会；病患家属亲眼目睹，偏偏无能为力的伤悲，他人也很难理解。
于是苦痛的时候，生命往往变得孤单，似乎只有病患自己—与黑暗的世界面对面。
所幸即便在最深的黑暗里，也有一盏叫做“悲悯”的灯。医者，便是执灯人。别人不理解的，医者懂；别人行色匆匆经过，医者会停下，注视病患的眼睛，关切地问候；别人有心无力，医者常常妙手回春……
医者和病患长久以来是默契的合作者：医者行筏，病患求渡。医患共同站在疾病苦痛的此岸，向着健康的彼岸开启一场场渡送的行程：在这行程中病患投之以信任，医者则报以勇气、慈心、精勤、照拂……
因为悲悯，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担当。无悲悯，不为医！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不管面临什么样的误解困难，医患合作共渡的本质，始终没有变，也不会变。
然而，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着变形。
一方面，理想主义的光芒仍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行医人。古代的大医士曾在《医·序》
中说：“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
千百年后，此言犹在耳，令人警怵。医学这个行业之所以神圣，在于两点：其一是医学自身有救人助人的特点，其二是行医人应具备的高度自律性。
不仅勤修苦练、精进医术是为医者生活的一部分，持佛心善待众生也需要医者时时自修。但是有如今这个社会中，暗藏英雄情结的医务人员也是红尘里为生计家小奔波的凡人。试问，那些半日看完30个患者，赶回家操持毕家务，熬夜苦写论文以晋升职称的医生们，能剩下几分佛心，笑对患者？
另一方面，不知何时起，药品和各种各样的检查机器成了医事中的主人。仿佛这些冷冰冰的药片机器才是帮助人们抵御苦痛的英雄，才是有成就的功臣，而配制药方、操控机器的医者却成了可有可无的跟班。
这也就如同人们坐船安全抵达港口后，不去感谢驾船的人，却只对着船上的锅炉鞠躬欢呼。药品机器成为医疗中最有价值的核心，而医者成为医疗中最低廉的、无足轻重的存在。这是何其荒谬的扭曲！
其实，悲悯心是一条纽带，连接的是医患两端。
对于医者，先有悲悯心，才有父母心，才会对病患苦痛感同身受，进而“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以高度的自律、持续的研习，来提高自身医术，解决苦痛。
对于病患，或者病患所代表的社会，如果能对医者的劳动付出和存在价值多给予一些承认，未尝不是一种悲悯——接收到爱意并回馈以感恩。
只要活在这个世上，谁都知道生命的存在，离不开医学的守护；穿上白衣，就意味着奉献。生命所托，责任所系，义不容辞。
但是，即使是真的天使，也有上天的照拂，何况这些医护人员仅仅是红尘中的普通人，何尝不需要被关怀？然而，这个社会除了对这个群体要求奉献之外，是否想到也要有所护持？
在盛世中，就有无数的人力图改变这种本末倒置的扭曲——接受医者的劳动，承认医者的作用，给予医者相应的地位，让医者体验到尊严和价值。
因为这不仅体现出一个社会对“医”的认可，更体现出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即普遍的对人的承认和关怀。
大医精诚，医者仁心。医事本不易，原应同舟共渡的医患关系被各种原因疏离得太久，终归还是给时间让其回归了。医者须自警，患方多尊重。健康的获得离不开医患双方的合作。
在一次次守护健康的行程中，爱己及人的悲悯情怀应是一盏医患共执的、相互照亮的灯。
那么，在这末世之中，这种医患共执，相互照亮的灯还能延续吗？夏昭感觉前方是困难重重。
想当然，他要竭力地摆脱这种困窘，可手脚又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无法动弹。
就在这时，一道悦耳的声音传了过来。
“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语道破矣。天地间之物一而万、万而一者也。山自山，川自川，春自春，秋自秋，风自风，月自月，花自花，鸟自鸟，万古不变，天地不同。”
“然有百人于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风、此月、此花、此鸟之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千焉；亿万人乃至无量数人同受此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亿万焉，乃至无量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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