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陛下沉吟着，接过茶杯慢慢喝着，半晌才沉声说道：“确有庙观过于宏博瑰丽，耗费资财百万计，当皇家一宫，亦不算危言耸听。”
徐惠点了点头，不再言语，乖巧地执扇打风。
李二陛下伸手轻拍徐惠的腰肢，说道：“朕非恼齐霖反佛之语，而是恼他此言说得时机不对，险些毁了三教论讲大会，让承乾难做。”
徐惠沉吟了一下，温言道：“好在无事，三教论讲也顺利圆满。陛下乃‘今世佛’，岂能为这点小事发火恼怒？”
李二陛下忽然展颜而笑，说道：“齐霖是个滑头，怕朕恼怒，便巧言谄媚，该罚。”
徐惠察颜观色，更知李二陛下的心性，知道他嘴上这么说，心里不知怎么美呢，便附和道：“小惩大诫，陛下宽宏大量。臣妾也写信训斥，必能让他改过。”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陷入了长久的思索。
沙门于国于民有利无利，这不是问题，利大弊大才是朝廷要考虑权衡的。当然，如果皇帝信佛，那就另当别论。
但李二陛下显然不是佛教徒，且既把李耳当祖宗，也不允许他弃道就佛。
熟读史书的李二陛下对二武灭佛也知之甚详，而灭佛的结果也显而易见。
大量僧尼还俗，并被编入民籍，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从而利于发展生产。同时，也为国家的税收提供了不竭之源，征兵之源也得以保障。
而寺院财产被没收充公，给国家提供了不少资财，也增强了国家的财力。
更重要的是，北周武帝灭佛运动确立了沙门必须尊重皇权的政治原则，断绝了出现****政权的可能，确立了中国王朝政教分离的传统。
说白了，在当时的情形下，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换成李二陛下，也要采取类似的手段。或许不会太过暴烈，但也不会太过宽仁。
佛寺三万多座，僧尼数量占到总人口的十六分之一，这是任何一个君主也不能忍受的。
当然，象梁武帝那样狂热的崇信佛教，以致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大幅削弱，风气萎靡，国力外强中干，也终酿侯景之乱，最后饿死台城。
而二武灭佛，却只是在北地进行，南方的佛教未受影响。粗算下来，现在全国的寺庙又何止三万，四万也不止。
以长安为例，差不多每坊都有庙观，大者甚至能占一坊之地。大大小小加起来，足有一百多座。
如此多的寺庙，耗费多少钱财，又有多少僧众，李二陛下并不确切掌握，但也知道肯定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至于说到李二陛下的信仰，那既不是道教，也不是佛教，而是维护皇权，保证江山永固、传之万代。
所以，无论是道教佛教，都不过是他利用的工具，有利于统治则扶，不利于则抑。
相对而言，因道教有利于唐朝皇权的正统和神圣性，李二陛下的提倡可以说不遗余力。对于佛教，他与徐齐霖的想法类似，抑佛而不是废佛。
贞观初年，李二陛下刚夺政权，以稳定为大前提，废除了高祖的废佛敕令。甚至还延请波颇于大兴善寺译经，即为达到政治目的。
而李二陛下在登基后四个月，便召见太史令傅奕，表彰他在六个月前对自己即大位的预言。谈话中，李二陛下对傅弈的反佛言论颇以为然。
也正是在这一年，唐太宗派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同年下诏言：有私度僧者，处以极刑。
贞观二年，李二陛下语谓侍臣：梁武帝父子好事佛教，结果国破家亡，应当引以为鉴。他在朝堂上公开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贞观三年，天下大括义宁（隋恭帝年号）私度，不出者斩。
可见，李二陛下一面表现出自己的宽仁包容，一方面严加管束佛教，可谓是胡萝卜大棒一起上，软硬兼施。
对于佛教的流弊，李二陛下不是不知道。但平衡之道，是他最为得心应手的方略和手段，无论是治政，还是用人，都是如此。
只要佛教发展还在他的掌控之中，形成不了威胁，甚至能为我所用，李二陛下便不想采取太过酷烈的手段。
况且，李二陛下也清楚佛教在民众中的力量，更知道要反佛抑佛，还要得到朝中重臣的响应和支持。
象傅弈七次上书，朝中只有一个太仆卿张道源赞同其言，其他臣僚都没有表态，中书令萧瑀更是大加反对，并咒傅弈下地狱。
所以，要大举抑佛，一定要有合理的借口，要得到群臣的支持，把因之可能而起的混乱降到最低。
想到这里，李二陛下抬头看了看正专心烹茶的徐惠，开口说道：“爱妃予齐霖书信时，可问问他，反佛之言语是否为陆羽仙长所述。对于沙门，陆羽仙长还有何论，一并奏来。”
徐惠眨着眼睛，觉得这话不太好理解，既要自己问，为何还要小弟上奏？不过，她也不问细节，分成两件事办又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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