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管子变法，最重则为轻重之术，管仲设立轻重九府，讲究以货币调控民生经济。”
“管子主张，黄金刀币，民之通货。意为货币在于流通，而不可简单视为财货。”
“其轻重之术在于，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万物而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
新民报在这里怕百姓不懂故而注解，货币九成在朝廷，一成在民间流通，则是钱贵物贱。如果货币都在民间流通，则物贵而钱轻。
“管子还数度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临近齐国的莱、莒产二国产茈，管仲让齐国以高价收茈，让两国百姓争相种茈，而放弃耕作。”
“第二年齐国又禁止茈之市易，最后莱、莒之君不得不向齐国请服。”
“用人上管仲则言‘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
”以品德，功绩，诚信三等用官，官员不仅讲品德诚信，也讲事功。故而古人言管子的治国之道为‘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
“当然最切于民生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老百姓唯有吃饱肚子，身上有衣服穿，方谈礼节荣辱。”
终于另一名士子言道：“你方才说的都有道理，但仓廪实而知礼节不可。难道普天之士吃不饱饭就不知礼节了吗？如此只要有人吃不饱饭就可以打着这一句话的名义起来违上了？如此纲常何在？君臣何在？社稷又何在？”
“那位不食嗟来之食最后饿死的乞丐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此言固有几分道理，但不可以用来经纬国家。”
另一名士子继续以应答方式对曰：“此言至圣先师难道不知吗？在论语中，至圣先师提及管子有四句话，除了一句批评管仲器小，奢侈，不知礼，其余三句都是称赞管子的。”
另一人则道：“其实你我也看得明白，圣人对于管仲的评价就是私德有亏，但却有大功，可是论起来不如周公，不如三代圣王。”
“我今日论此不是来争管子之地位，而是争管仲是否是我儒门先贤。你说私德有亏，不可为圣贤，但子夏曾言，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难道一定要归于三代才是儒家圣贤吗？管子之变法也是兼顾厚民与富国强兵。只要是厚民，以苍生为怀，就是达到了一个仁字。至圣先师不就说了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咱们儒门可是以一个仁字贯穿始终的，由此可见管子乃我儒家一派。”
文章写得很浅白，这也是新民报的风格，方从哲常常让经过六年义学学堂毕业的贩夫走卒读新民报上的文章。
这就如同白居易拿诗念给老妪听一般。
其中那句‘仓廪实而知礼节’可谓深得人心，比起士大夫们动则说教，这句话老百姓更能接受。变法的道理讲一万句，都不如比先让老百姓吃饱喝足来得实际。
两名士子还在最后以如此争论收尾。
“厚民爱民与富国强兵相左，一个儒家之说，一个法家之学，又如何能融会贯通呢？”
另一人道：“厚民与富国非一左一右，而是同舟共济。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百姓不富，朝廷又如何能富，先富百姓，才能富国家。”
新民报刊载的管子学说在百姓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一次不仅是读书人，连下层百姓也深受鼓舞。
由下至上，水到渠成之势，也在酝酿之中。
当然不少士大夫们质疑林延潮是否能说到做到，毕竟现在事功学派还未以实事见功。而原先厚民的番薯之策，反被王锡爵送给了他另一门生李三才。李三才也凭此功比原先早了三年出任淮督。
对于事功持有反对意见的大部分还是老儒生，大部分读书人以及举子们都是务实的（不会与自己的功名过不去）。
管子一书在京中大卖，不少读书人们顺应科举风向专研起管仲的经世致用之学来。
这一年大比。
事功学派此时气势如虹，林延潮此刻如日中天，作为他的门生一朝及第，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由此推动之下，管仲辩儒之事，日渐成为人心所向。
林延潮也因科举事，而身负海内之望。不少人认为林延潮会趁势进行变法之事。
万历二十六年二月，文渊阁值房中。
张位因上疏天子请皇长子婚冠之事，而遭天子训斥。
张位为何在此事上触怒天子？因为已是万历二十六年了，皇长子已经十八岁了。
自明朝开国以来，从没有一国储君晚婚晚育至此。
群臣逼迫下，张位也觉得难辞其咎，于是上疏天子请求为皇长子先行冠礼，次年再行婚礼。
张位本以为凭去年朝鲜退倭之功，银币改革之事，能够打动天子看重，再大不了石沉大海（留中）。
但不知为何天子这一次却下旨以另外一件小事训斥了张位，指责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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