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龄怒道：“好个‘我方将领思想僵化、战术陈旧, 猾懦不知兵’, 陈大人, 你还真敢说！西北边疆的武将们常年驻守边关, 面对西夏的『骚』扰，他们随时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之心, 在与西夏的斗争中, 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御敌经验，他们的思想没问题, 战术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些个只知道纸上谈兵的高级统帅！他们把《孙子兵法》读得再烂熟于心，把《春秋》研究得再透彻明了, 毕竟没有经历过实战。战场上战况瞬息万变, 战机转瞬即逝，主帅不谙军事偏又迂腐顽固、听不进意见。而这样的主帅, 不正是你这个副宰相举荐上去的吗？”
陈世美听出了他指责的主帅是周腾，那个人是公主的亲舅舅，的确是个好大喜功又偏执的书呆子, 也的确是他举荐的, 但他如何肯把打败仗的那么大的一个锅背到自己身上，便辩解道：“王大人，我朝重文轻武, 在军事上向来都是文臣统帅武将, 我若不举荐周腾, 那大人您说文臣里可还有谁比他更加合适？”
王延龄听了沉默不语, 大宋“轻武事”，使得武官的积极『性』受到致命打击，武官被压制，常年不得升迁，战场的军事指挥权又在高级的文官手中，即使打了胜仗，功劳也大都算在文臣身上，下面的武将很难通过军功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文官不熟悉士兵，与所指挥的兵将建立不起亲密的关系，一旦指挥失利，将会受到贬黜的惩罚，很难再被起复。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造成了武将空有本事得不到重用，而文臣打死也不愿充任武职的状况，因此，每当有大规模战事发生时，朝廷中总会出现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
陈世美继续说：“如果朝中人人都像王大人这样文武双全，不顾得失，积极请缨来驻守边境，那我大宋如何能败？我又何必自取屈辱地前去议和？”
见王延龄不出声，他便意有所指地继续往下说：“所以，这样的弊端必须要改。革新一事，我是志在必行，还请王大人日后多多支持。”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要求他不要在革新一事上再给他添『乱』搞破坏。
王延龄并不接革新这个话茬，仍旧咄咄『逼』人地问他：“我大宋无论在国力还是军力都远远超于西夏，在如此优势下却不想着积极备战御敌，反而要同西夏议和，这不但是百万将士的耻辱，更是大宋的耻辱。‘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陈大人，你身为副相，前去议和，就不怕日后被人戳着脊梁骨痛骂吗？”
陈世美见他避而不谈宋军的薄弱与弊端，只是一味地指责他妥协议和，便也冷了脸，严肃地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大人，我少时读到这一句诗时，也曾热血沸腾，也曾梦想着要驰骋沙场为国捐躯，可是，现实如何？我大宋虽百万军队，但真正能战的又有多少？您是宰相，自然比我更加清楚大宋实际的战力。我百万军队人数虽多，却几乎没有像样的骑兵，以步兵去对付机动『性』和冲击力强悍西夏骑兵，根本就毫无优势可言。而且我们都清楚西夏国力远不如大宋，所以李元昊并没有灭大宋之心，那么从这几次战役来看，西夏对我大宋打的是『骚』扰战，无非是通过战争想掠夺更多的物资与财富，但我边关军民却不堪其扰。我方在防御上已是吃力，更无力组织大规模反击战，因此，与西夏议和，早日结束这种无休止的『骚』扰战，重开边境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商贩往来，这才是对国家、对边疆百姓最好的方式。”
……
王延龄和陈世美的立场不同，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也绝不会相互妥协，那么他们眼下进行的这场唇枪舌战，也就注定没有结果。既然谁都说服不了对方，那这些辩论就毫无意义。
所以，艾怜开口了：“打扰一下，我听明白了，官人你是想通过议和换取和平，然后把精力全部用在革新上，国家富强后再去反击外敌。王大人则认为我大宋强敌环伺，若姑息西夏，其它国家也会纷纷仿效，卷土而来，那样将国无宁日，必须先清除外患再谈革新。你们说得都很有道理，但是现在可不可以把火折子先灭了？这大风不知何时能停，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要节省，包括节省你们的体力，也就是说等你们口干舌燥了，我可没有多余的水给你们喝，所以，都闭嘴吧。”
王延龄和陈世美听了这话，也觉得无趣，便都乖乖地闭嘴了。
火折子熄了，洞里黑漆漆的，只能听见头顶呼啸的风声。
洞内狭小，三人都只能坐着，陈世美有腿伤，艾怜和王延龄为了不碰到他的伤处，尽量蜷缩着，但时间长了很是难受。王延龄的耐力和忍受力是超乎常人的，艾怜就不行了，她不停地变换姿势来缓解疲劳，所以避不可免地会碰到王延龄。一开始碰到他后还能及时反应过来收回手脚，但困倦之后反应就慢了，尤其睡着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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