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朝鲜当总督，就近监军东江镇，弥补毛文龙与袁可立之间的感情裂痕；还是在新军当个将军……这个问题对袁枢来说太过深重，尤其是科道官连续弹劾袁可立的现在。
弹劾袁可立，何尝不是在嫉妒袁氏父子的荣宠地位？
从天启三年开始就不断弹劾，有意思的是，弹劾的主力科道官们出身东林。
袁枢需要从长计议，全盘考虑，吕维也不着急。现在的局势也没紧张到非要某个人做某件事不可，能五年平辽就可以了。
只是袁枢离开前，将袁可立的亲笔留下，似乎是袁可立历年为官时的心得笔记，前后跨度有近四十年。前后内容很不连贯，吕维有些看不明白，又不好找其他人询问。
能看懂这份笔记用意的几个人都忙的到处跑，也不适合让他们帮忙解读，吕维就让张平安送到张嫣那里，看张嫣能解读出什么。
任由袁枢去思考衡量，参议徐卿伯也很快上奏了他履任天司的第一份奏表，是一篇制对，内容围绕西南边患着手开讲。
西南边患由来已久，万历三大征的播州之役打的就是土司杨家，征讨杨家的过程中，安家、奢家等大土司立下军功，想要按以往的规矩，瓜分杨家的地盘、土民，无异于养虎为患，所以遭到拒绝。
现在西南局势勉强算是稳定，西南五省总督朱燮元正在前线军屯，打算设立一批屯守卫所，从根本上解决土司问题。
然而朝中接二连三有人提议‘改土归流’，即将打下、平定的地方设立卫所、府县，罢免土司制度，由朝廷派遣的流动官员管理。
徐卿伯对此表示忧虑，他不仅反对现在颁布改土归流相关政策，甚至认为讨论‘改土归流’一事都是用心险恶！
朝廷目前有辽饷加派，其实还有点黔饷，就是专门用在贵州的军饷。
原则上在贵州不收税的，所谓的两京十三省，实际上只有两京十二省在纳税。
不过贵州的土司常常率土司兵服役，可以视为‘血税’，贵州不纳税也不算亏，可贵州土司叛乱，这就很亏很亏了。
西南战役开启以来，四川、贵州、云南、湖广、广西的辽饷份额及相关正税就转用在西南战役，区别于辽饷，叫做黔饷。万历末期起征的辽饷是五百六十万，能全额收齐……天启以来辽饷不足，开杂项、盐税补充辽饷，原因就是因为五个省的份额转到了西南。
从天启二年至今，黔饷始终在供应朱燮元的平叛大军。
大军效果很好，大小土司老老实实看着明军占据宝贵的田地军屯，似乎只要再迁移一些内地百姓来，就能完成改土归流，将贵州一举纳入中枢直辖。
可实际呢？
叛乱的安家是投降了，但没有被剿灭，元气未伤；奢家是被清剿干净，可如播州之役一样，参战的小土司眼巴巴等着朝廷给他们瓜分奢家的地盘、土民。有这样的利益诉求，也有这两年辽东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的原因，所以贵州的大小土司们还能暂时忍耐。
可一旦改土归流，这样断绝土司家族根本的消息传到西南，那贵州的土司要反大半，云南的土司也会跟着响应。
现在的朝廷，实在无力支持两条战线……就贵州那深山恶水，兵力少了不管事儿，兵力多了后勤跟不上，山路狭隘转运艰难，有再多的钱有再多的兵都是无用。
何况现在朝廷又没钱，也凑不出当年播州之役那样豪华的名将阵容……所以改土归流这种事情，心里想一想就行了，是真不能说出来的，说出来，流传到西南，土司肯定要反！
反一次，被迅速平定还好，血仇不大，隔阂不深。
如果接连不断的造反，大军拉锯来回厮杀，这可就是血海深仇了，打到最后双方筋疲力尽，一个快饿死了不敢投降怕被屠戮，一个快累死了不敢招降怕养虎为患。
徐卿伯就顾虑这一点，所以认为朝中那批提倡、鼓吹改土归流的科道官，该杀。
只有一巴掌不论任何理由，将这批有共同特点的人一起拍死，其他人才会引以为戒。
必须杀，还不能牵扯‘改土归流’这起事件，以避免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无法收拾。
改土归流的好处，是个人就能看出来，好处很多很多，都是建立在土司家族血泪之上的。
所以今后局势稳定，改土归流是必须提倡、推行的，可现在不适合提倡，甚至也不能反对，最好让提倡改土归流的那批人以其他理由集体消失……就好了，能平稳渡过这个敏感时期。
一个辽东已经让吕维头疼，另一个牵扯西南五省民力、物力、军力的西南战场，必须要避免。
自己可没有那么多道德包袱，心中注意落定，吕维取一枚竹简，写了简单几个字交给张平安，张平安则迅速差人送到徐卿伯手里。
徐卿伯也早有预案，将一串鼓吹、提倡改土归流的科道官名字写在竹简上，天还没黑，这枚竹简就出现在魏忠贤桌上，他正与崔呈秀讨论工部改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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