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5日济南维持会成立，朱桂山正式出任维持会长兼伪济南市市长，堂而皇之的走向前台，开始了自己为人所不齿的汉奸生涯。
朱桂山的蜕变，可能正起源于他赴日留学的经历。
历史上，很多汉奸的“恐日症”，都来自于留学过程中对日本****及国民素质的崇拜。
民国前期，深谙日文的朱桂山应该也少不了和日本人勾搭。
抗战开始后，日本特务丰田孤寒在山东四处拉拢政教、企业界名人，朱桂山、成逸庵等人就在这个时期成了内定人选，等到鬼子进城后，他们自然而然地就跳到了前台。
不得不说，丰田孤寒还是有眼光的，他选中了一位既是奴才又是人才的人出任伪济南市市长。
走马上任伪市长后，朱桂山在管理方面的才能充分释放出来。在一本名为《济南市公署二十七年工作报告》中显示，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四月至十二月，9个月内，朱桂山主持的伪济南市公署竟然干了那么多的事。
此前老韩主鲁时，济南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逐年印发的，1932年，18页；1935年，19页。
而朱桂山当政的1938年，这本工作报告竟然将近290页。
在序言中，老朱说：“民国二十有七年春三月，余奉命来长济南市，尔时当事变之后，秩序甫定，百废待兴，时艰任巨，深惧弗胜，幸赖长官督率于上，寅僚协恭于下，而友邦士大夫又复竭诚指导，匡之翼之，凡百设施得以循序而进，光阴易逝，岁之一周爰将过去，一年间工作列具报告，藉以稽考已往，兼以策励将来，更愿海内贤达绳其愆而纠其谬，则幸甚矣。”
具体看看朱桂山都干了什么吧。
一是建章立制。
朱桂山上任之后，先后颁布55份政府及行业规则，诸如《济南市公署暂行规则》、《济南市公署管理脚踏车暂行规定》、《山东省会警察局、济南市公署保护大明湖湖田宇祠暂行办法》、《济南市立图书馆暂行规程》、《济南市公署取缔标语广告及征收广告捐暂行规定》等等。
二是财政公开。
朱桂山领导下的伪政府，将地租钱粮、房铺捐、各项车捐、乐户妓女捐、广告捐、教育附捐、房地组、官民厕包租、营业登记费、楼捐罚款等十项收入明细，按月公开，具体到几角几分。
全年总收入是.65元，这里面，房铺捐占了大头，有十七万二千七百零一元五角八分，地租钱粮有七万三千一百五十零二角一分，其他都不多，乐户妓女捐有一万两千四百六十一元九角五分，广告捐有两千八百三十八元五角三分，营业登记费仅有九十二元七角。另有省公署补助.08元。
也就是说，朱桂山当市长头一年，所能用的财政经费不足38万元，即便当时的钱含金量高，偌大一个济南市靠这点银子来维持，也只能是量入计出，紧紧巴巴。
同时公布的两大支出为经常费、临时费，经常费即公署办公、教育、救济院和商埠、金牛山两大公园维护费用，合计支出.79元；临时费主要是修桥补路、维护房舍方面的开支，.77元。
精打细算的朱桂山当年竟然实现了“较诸市收入及预算额有盈绌”。
回头分析一下，经常费之所以维持在很低的限度，全因为公署办公机构很简单。在该书所列的公署组织系统表中，市长之下只有四局（建设、财政、教育、警务）一室（秘书室）一处（畜产管理处）和一科（社会科）。
三是在建设、教育、畜政、社会诸方面，采取措施，恢复秩序，搞好稳定云云。
以建设为例，从列表显示，当年共维护了后宰门街、斜马路等15条街巷，每条街修了多长、多宽、多大面积，铺的石板还是沥青，花费多少钱，起始工期等等都详细列在表中公示备查。
如此明白公示接受监督（可能主要是日本主子），放在当代，应该有一个名字与之对应--阳光行政。
放下变节求荣这事，不得不说，朱桂山是一位“很称职”的市长，他在伪济南市市长任上一直干了将近5年，1942年12月24日辞职。
这期间，成为沦陷区的济南在经济上一度恢复得很不错，至今尚能发现的一些书籍文献可为旁证。
《1938年济南电话号码簿》显示，当年济南市有3000多部电话；1940年出版的《济南市观光指南》（朱桂山作序）显示，当时济南有八处30个名胜、三类13处古迹、5个文化场馆等可供观光。
古迹中，很多目前已经无迹可寻了，如丁宝桢墓、净居寺、三皇庙、阅武台、先农坛、泺源门等。
1940年出版的《济南华人商工名录》中，所列济南十大行业企业有七八千个字号，可为工商百业恢复之佐证；1942年出版的《济南市山水古迹纪略》是一本文献价值很大的书，也是由朱桂山作序，从序言中，该书作者陈丹书、陈鼎岑都是朱桂山的故交，二人先后来济南市公署辅佐老朱，且有文化关怀，业余搜寻志书考察古迹，遂变成此书，老朱认为这也是一项“市政要务”，于是作序认可并推介；此外，1941年，朱桂山还利用被查封的青年会中学旧址，创办了一所私立东光中学，1942年停办。
总之吧，朱桂山可以算是一位有人文情怀的伪市长，这和那位画家伪高官唐仰杜（马良的继任）有的一比。笔者曾见过朱桂山为济南着名企业家苗杏村所题写的像传，那楷书写得，称之为书法家毫不为过。
从政治立场上说，虽然朱桂山兢兢业业地担任了伪市长，但他在沦陷期间对两党还是做过一些好事。
据考证，济南沦陷后，革命志士、老同盟会会员李少白便借故交身份打入济南市公署，向朱桂山等人展开抗战宣传，同时向红党地下组织输送情报。
受其影响，朱桂山在他济南和北京的家里，接待过不少革命者，并极力营救我抗日被捕人员。
1939年国大党鲁北行署主任宋承烈途经济南时被日本宪兵抓获，幸得朱经古（朱桂山儿子）营救才脱险。
至于这位朱桂山是不是国民党军统安插在济南的内线，那就无从考证了。
1942年他离开济南后的原因和去职所作所为，更是没找到很靠谱的文献记载，只知道他于1946年病死于北京，时年70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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