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是转天下午两点发车，我们激动得一夜没睡，我问胖子咱们总共还剩下多少钱，胖子数了数说还剩下一百五，这点钱也就够回来的路费和伙食费。
我一想这不行啊，咱们十几年没回去了，空着两手去见乡亲们，太不合适了，得想办法弄点钱给乡亲们买点礼物才是。
胖子说干脆把我这块玉卖了换个千八百的。
我说你还是留着吧，你他娘的别总惦记着你爹留给你的那点东西，卖出去可就拿不回来了，别到时候把肠子悔青了。
最后我找出了一点值钱的东西，我们身上有块鹰歌牌机械表，是我当上连长时我爹给我买的，属于限量供应的限量版，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在当时市面上能值二百多块钱。我去潘家园把表卖给了大金牙，这孙子什么都收，一听说我们要去内蒙动手，还赞助了我们一百块钱，并约定我们找到的东西，由他来联络买主。
八十年代，三百块钱足够普通家庭过两三个月的奢侈生活，是一笔很可观的钱。用这三百多块钱，我买了不少吃的东西，都是蜜饯、奶糖、罐头、巧克力、茶叶之类的，这些在山里是吃不到的，剩下的钱在黑市全换成了全国粮票。
两天两夜的路程在充满期待的心情中显得有些漫长，到了站之后还要坐一天的拖拉机，然后再走一天一夜的山路。
我们俩进山之后走了不到一天就再也走不动了，携带的东西太沉了，每人都要负重一百多斤，我咬咬牙还能坚持，胖子是真不行了，坐在大树底下喘着粗气，连话都说不出来。
多亏碰上了从屯子里出来办事的会计，我们插队时他还是个半大的孩子，成天跟我们屁股后头玩，一口一声地管我们叫“哥”。
会计一看我们这么多行李，赶紧又跑回村里，叫了几个人牵着毛驴来接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我们都认识，还有两个十二三岁的丫头，是我离开以后才出生的，她们都管我叫“叔”，我听着就别提多别扭了。
我问会计：“怎么屯子里没见年轻的男人们？”
会计回答说：“屯子里的劳力们都跟考古队干活去了。那不是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吗，虽然跟俺们这旮离得十万八千里，但是跟俺们这旮属于一条地震带，这一地震把喇嘛沟牛心山整个给震裂了，里面有座整的跟宫殿似的大墓，俺们屯子里好些胆大的都进去搬东西。那家伙，好东西老鼻子去了。结果不知咋整的，惊动了县政府，考古队跟着就来了。说这是大辽萧太后的陵寝，还把大伙家里的好东西全给整走了，一件都没留下。然后考古队的跟牛心山那旮旯也不整啥，好像是说那山下面还有好多好东西可挖，把屯子里的劳力们都雇去干活了，一个劳力管吃管喝一天还给三块钱。这不都整好几年了，也没整利索，不少人还搁那干活呢。”
我跟胖子一听这话差点没吐血，真是敢上我们哥儿俩烧香，连佛爷都掉腚。
不过也没办法，总不能去跟考古队文物局那些公家人抢地盘吧。既然来了，玩几天再说，回头想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反正大型古墓又不是只有牛心山那一座。
快进屯子的时候，得到消息的乡亲们都在门口等着，大伙都拥了过来，问长问短的，燕子领着自己的女儿哭着对我们说：“哎呀，老胡胖子，你们可想死俺们了，怎么一走这么多年一点音信都没有呢？”燕子她爹把我们俩紧紧抱住：“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一走就没影儿了，这回不住个两三年，谁都不许走。”
我跟胖子全哭了，胖子在这住了六七年，我只住了一年，但是山里人朴实，你在这住过，他们就永远拿你当亲人一样对待。这里还是以前那样，一点都没变，没有电，没有公路，不少人一辈子没见过电灯。我心里越想越难过，琢磨着等有了钱，一定得给乡亲们修条公路，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钱呢。
这时村里的老支书被人搀扶着也走了过来，还没到跟前就大声说：“主席的娃们又回来了？主席他老人家现在还好吗？文化大革命整得咋样了？”
我听着都纳闷儿，主席他老人家现在好不好，我上哪知道去。我赶到前边扶着老支书的胳膊说：“他老人家好着呢，天天都躺在纪念馆里，大伙谁想他了，买张票就能进去看看他老人家。噢，对了，文化大革命早结束了，现在小平同志正领着咱大伙整改革开放这一块呢。”
老支书好像没听见我说什么，扯着脖子大声问：“啥？小明同志是整啥的？”
燕子在旁边告诉我：“你别听他说了，也不知道咋整的，他七三年就聋了，啥也听不清楚了，还老犯糊涂。”
我这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在老支书耳边大声说：“支书啊，我给您带了好多好吃的，一会儿给您送过去，您慢慢吃啊。”
众人边说边走，就进了屯子，老支书还在后边大喊：“孩子们，你们回去向他老人家汇报俺们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该咋整就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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