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时候，不少欧洲人一说起俄国就会联想到野蛮、落后、愚昧、肮脏、暴乱这些字眼，仿佛遍地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和流浪汉。这个国家热衷征战、扩张，却从未举办过世界博览会、奥运会或类似的大型国际活动，圣彼得堡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仿佛只存在于图画和照片之中，很少有人愿意穿过波罗的海前去一探究竟。英王乔治五世四处出访，在巴黎征服了挑剔的法国人，在德里聆听印度民众的欢呼，还去了他并不怎么喜欢的柏林，唯独没有造访过圣彼得堡。同时代的君主和总统们，威廉二世、约瑟夫一世、埃马努埃莱三世、乔治-克列孟梭、伍德罗-威尔逊，鲜有在俄国留下足迹的……
严格来讲，喀琅施塔得只是圣彼得堡的大门，然而俄国首都愈演愈烈的动荡局势让夏树只能在门前驻足观望。尼古拉二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会晤期间，他没有做出哪怕是礼节性的邀请。战败后的俄罗斯，依然是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幅员面积超过了所有欧洲国家之和，充分动员后的军队规模仍旧是个让所有人敬畏的数字，戴着这样一顶皇冠，尼古拉二世岂会轻易向人低头？言谈之中，他只提“合作”、“互利”，而不承认自己的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唯有来自外部的金钱和粮食能够稍稍缓解眼前这场可怕的危机。倒是稳重老道的帝国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不断旁敲侧击，试图从夏树这里获得平息社会矛盾、创造繁荣盛世的诀窍。
在形势最糟糕的时候，爱尔兰的宗教冲突确实给了外人一种有可能酿成内战的感觉，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危机烟消云散，似乎所有的隐患都是日出前的冰霜，大多数人将这种奇妙的变化归功于爱尔兰国王约阿希姆陛下的“魔力”，科科夫佐夫似乎也这么想当然地认为。殊不知宗教矛盾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一种，它由来已久，数千年来酿成过无数的惨剧，爱尔兰的稳定局面只是信仰危机的暂时平息，是统治阶层有意唤起民众民族主义意识从而转移社会焦点的成功运作，夏树并没有从根本上化解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矛盾。而且话说回来，基督新教与罗马天主教同根同源，只不过是在对教义的理解上存在差异罢了，生活在爱尔兰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本来就没有你死我活的矛盾，流血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少数人别有用心的挑唆，但无产阶级革命跟君主专政则类似于水跟火的关系，压根没有和平共存的可能。
如若让夏树来执掌俄国政权，那么化解阶级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改变国家贫穷落后、官员腐败无能的现状，努力恢复社会秩序，提高基层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否则的话，广大百姓群众整天饿着肚子，把宣扬民族主义思想、激发民众爱国情绪的说辞修饰得再感人肺腑也无济于事，但科科夫佐夫以及他所效力的君主却只是想着如何走捷径，他们总觉得眼前这位气度不凡的年轻国王是有办法的，之所以顾左右而言它，是因为还没有收到让他满意的条件。
早在夏树出访之前，爱尔兰派驻俄国的外交官员和军事武官就跟负责海军事务的俄国军政官员进行过初步的沟通，提及国王陛下此行将积极促进爱尔兰与各个国家在工业军事等领域的合作，为表诚意，他们可以考虑为俄国海军无偿改装一艘中型或大型战舰——所谓的无偿，是在改装过程中不收取技术和人工费用，但所需要的材料、设备以及武器还是要由俄国方面负担。
解决社会矛盾的话题没能谈到一条道上，尼古拉二世转而谈起了两国的军事合作，科科夫佐夫识趣地夸赞了爱尔兰造船和航空工业的发展速度，若有若无地说起了俄国海军的现代化宏图，尼古拉二世当场表示，俄国的军事采购不应拘泥于本国企业，对于本国尚不具备制造能力的，或是技术标准过低、成本造价过高的，都应积极寻求外购途径，爱尔兰的飞机和轻型舰艇便是国际军火市场上公认的物美价廉货。
之前造访瑞典和芬兰，夏树各定下了一艘战舰的改装合作，这是向外界展示爱尔兰造船技艺、招揽潜在顾客的商业策略，也是为本国造船厂积累技术经验、拓宽设计思路的举措，初期虽要倒贴不少，后期必然能够从军事订单中获得足够的回报。
近代以来，俄国非常注重本国的军事工业发展，从枪械弹药、火炮车辆到战列舰、轰炸机都已实现了国产化，但一方面受制于产能不足，一方面希望通过外购来取长补短，俄国还是从其他国家订购了不少舰艇——在英国订购装甲巡洋舰、在法国订购战列舰、在德国订购巡洋舰和潜水艇，看起来五花八门，从俄国在20世纪初经历的两场战争来看，这些外购订单可没有花冤枉钱，它们或给俄国工程师带来了重要的技术启发，进而运用在俄国自行建造的舰艇上，或在战场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甚至反过来给建造它们的国家制造了不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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