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做这些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既来这个时代，就要考虑17世纪中国的国情，这个国情便是士绅掌握舆论权，或者说读书人掌握话语权。
香山县的教化尽管是广州府县首屈一指的，但是并不代表普通百姓有很高的识字率。中国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字和话语解释权都掌握在读书人手中，而又以读书人中的成功者为主。这个成功者便是指那些考有功名的读书人，换句话说便是士绅。
周士相不得不承认，在官面拥有特权，在乡间又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士绅基本代表了百姓，他们说一句话能赶上官府说一百句。现在太平军成了主导香山的官府，那么想要让普通百姓接受太平军宣传的道理，就必须获得当地士绅的帮助。
可惜，一个多月来，除了良字都投降的盐巡使郭绍，香山境内还没有一个读书人主动前来投靠太平军，更别提组织乡民参加太平军了。
造成这个现状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太平军在香山的根基太浅，又处于广州清军的直面威胁之下，本地的士绅对于太平军的前景并不看好。而敢于反抗清军的读书人又早在清军进入广东时便揭杆而起了，典型的就是张家玉、陈子壮等人。
做为香山反清的中坚力量，张家玉等人的抗清固然给了清军以一定打击，但同样也将香山地区心向南明的读书人尽数葬送在清军屠刀之下。逃过清军捕杀的也不敢再回香山，多是往云贵追随永历朝廷去了。
因此，香山地区剩下的读书人要么是向满清摇尾乞欢的软骨头，要么就是因为畏惧清军屠刀却又想保存心底所谓道德底线不愿出仕清官而避居乡间的所谓山野中立派。
这种躲在乡间以明朝遗民自居的读书人对当地百姓的影响比那些投降清廷当汉奸的读书人还要坏，因为他们对当地舆论的掌控和在乡野的主导权，使得当地百姓变得和他们一样麻木。使得明军在当地无法立足，而清军来后他们又逆来顺受。彼消此涨之下，香山地区的明军自然无法长久。
应了后世伟人那句话。路线错了，知识越多就越反动。不论是主动当汉奸还是当睁眼瞎子掩耳盗铃。香山地区的士绅本质上都是只求保自身利益，不顾民族和国家危亡的投机分子。圣人教诲在他们嘴中只是粉饰自己可耻行为的工具而矣。
对于这样的读书人，周士相是绝对不要的。可太平军中的知识分子又太少，凤毛麟角，所以他又需要有读书人站出来帮助他。这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
香山境内十大坊都，除铁毅在永乐、长宁等地对当地士绅进行了清洗外，其余地方的太平军对当地士绅采取的态度还算温和，一来是因为周士相有过指示。二来也是因为由普通百姓参加的太平军对读书人还是持尊重态度的。就好比周士相这个秀才在新会城里同样被街坊邻居尊敬而羡慕，古往今来，读书人懂大道理还是很深入人心的。
孟大元、刘国道这两个崇祯年间的进士在太平军到来前就跑了，同他们一块跑的还有一大帮子举人老爷，现在尚留在香山又躲过太平军清洗的举人老爷还有十几个，秀才也有几十个。
这些举人老爷在当地都是有家有产的，一个个基本上都是大地主，而秀才的家境要比他们差得多，大多数家境比普通人家也好不了哪里去。对于这些有家产又没有跑，同时也没有充当过清军帮凶的举人老爷。周士相的态度是暂时不动他们，但却要剥夺他们在当地的话语权。而那些秀才们，周士相则是让廖瑞祥这个知县老爷和他们接触。希望能够说服他们出来替太平军做事。
周士相给廖瑞祥的指示主要有三点，第一，一定要争取这些秀才出来替太平军做事；第二，让他们做事却不能给他们主导权；第三，必须马上重建新会县学，同时在各坊都建乡学，为太平军培养属于自己的读书人。
廖瑞祥不解，让秀才们替太平军做事他是理解的，没有读书人的帮助。他这新会知县也颇是有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什么叫让秀才做事却又不给主导权？
对此。周士相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形容，他说。牛耕地的时候是不是要让牛按照主人的指示耕种，而不是按照牛自己的意思却乱拉犁吧。
廖瑞祥理解了这句话，但感到十分的别扭，作为读书人中的一员，他对周士相将秀才比作牛有些不满。
“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事情也不定符合那帮读书人的利益，或者说不入他们的法眼，但眼下咱们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做事，因此必须要借助这些秀才们，但如何才能让秀才们给咱们做事时不安坏心眼，不把好事办成坏事？这关键就得咱们要把着套，捏着他们，要不然读书人的花花肠子够咱们受的。”
“千户这么一说，下官还是懂的，秀才们的事情下官马上去着手办。县学和乡学县里原本就有，教员也都是现成的，不过学堂子弟又该如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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