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那处山谷后，陈冲的心境并未轻松多少，反而添了另一重焦灼。目标有了，如何抵达，却满是荆棘。他像一个怀揣着宝藏图却身无分文、且被无数眼睛暗中盯着的旅人，每一步都需慎之又慎。
直接向县令王恺提议“开荒授田”？无异于自寻死路。“王田令”本身已让官府与豪强关系紧绷，任何涉及土地的新举动都会触动最敏感的神经。更何况，私自聚民于荒僻山谷，哪怕是以“开荒”为名，在律法森严、对人口流动控制极严的汉代，也极易被扣上“聚众”、“图谋不轨”的帽子。杨家若得知，更不会放过这个置他于死地的机会。
他必须找到一个看似合理、至少短期内不会引人怀疑的借口，并且，行动必须极其隐秘，规模要小，人要可靠——或者说，要足够绝望，以至于不会轻易出卖他。
机会，伴随着“王田令”及后续一系列改制带来的副作用，悄然浮现。
进入夏季，陕县乃至整个弘农郡的气氛，并未因郡兵高顺的离去而真正缓和。相反，一种更深沉的不安，像缓慢上涨的河水，开始在底层弥漫。“五均六筦”的市易管制开始在城中推行，小商贩怨声载道；频繁更改的货币（王莽屡次改币，造成极大混乱）让市面交易更加困难；而“王田令”在经历了初期的喧嚣和郡兵的“督察”后，似乎陷入了僵局，豪强们阳奉阴违，真正的“度田”和“授田”遥遥无期，反而因之前的“核籍”、“手实”等举措，让许多普通农户额外承担了胥吏的骚扰和潜在的赋税压力。
天公亦不作美。春夏之交，黄河中游一带雨水偏少，陕县附近一些陂塘水位下降，靠近山地的坡田已现旱象。对于本就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贫户和佃户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陈冲在县寺中，开始频繁听到关于“流民”的零星汇报。起初只是贼曹、户曹的掾史抱怨，说城外流民渐多，偷盗、乞食之事时有发生，增加了治安压力。后来，连王恺在议事时，也面带忧色地提及，郡府有文书要求各属县“妥善安置流徙之民，勿使酿成祸乱”。
这些流民，大多来自邻近郡县，或因天灾，或因地方豪强借“王田”之名加紧盘剥，或因不堪日益沉重的赋役而逃亡。他们拖家带口，衣衫褴褛，聚集在城郭之外、官道之旁，像无根的浮萍，等待着渺茫的生计，或者……死亡的降临。
陈冲敏锐地意识到，这些被官府视为“麻烦”和“隐患”的流民，或许正是他目前唯一可能接触到、并且有可能被“招募”的人群。他们一无所有，走投无路，对官府既有畏惧又有不切实际的期盼，只要能给他们一口饭吃、一片瓦遮头，他们或许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而且嘴巴相对容易守住——毕竟，他们本身就是脱离户籍的“黑户”，见不得光。
但如何接触？如何招募？又如何将他们送入那个隐秘的山谷而不被察觉？
陈冲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公务。他主动向王恺请缨，表示愿意协助户曹，参与对流民的“临时登记与安置”工作，理由是“核籍之事暂告段落，可分担同僚之劳，亦能体察下情，或有助将来‘授田’之参详”。王恺正为此事头疼，见陈冲主动揽事，且理由正当，便答应了，让他配合户曹一名老吏，负责对流民进行简单的“问询登记”，了解其来源、人口、有无技艺等，以便“酌情赈济或遣返原籍”。
这给了陈冲一个光明正大接触流民的机会。他每日带着两名指定的差役（仍是赵三和韩武），在城外临时划出的流民聚集区，摆上一张破案几，进行登记。他刻意保持着一副公事公办、甚至有些冷漠的官吏面孔，问话简短，记录潦草，与那些满脸疲惫、眼神麻木的流民并无太多交流。赵三乐得清闲，常躲到一边树荫下打盹；韩武则年轻，对这份差事没什么兴趣，只是木然地维持秩序。
陈冲在观察，在等待。他需要找到那些真正走投无路、家庭成员相对简单（最好是青壮年为主）、且看起来尚有几分力气、不是完全麻木的流民。同时，他必须极其小心，不引起赵三、韩武，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眼线的怀疑。
几天下来，他大致摸清了这群约百余流民的情况。多是从东郡、陈留一带逃荒而来，也有本郡其他县逃役的。拖家带口者众，老弱妇孺占了多半，真正可用的青壮男丁并不多，且多数面有菜色，体力不济。
直到第三天下午，一伙约莫十七八人的流民，被韩武驱赶着，来到陈冲案前登记。这伙人有些不同。他们虽然同样衣衫破烂，面黄肌瘦，但其中青壮年男子占了十一个，而且眼神尚未完全死寂，眉宇间残留着一股被生活摧折后仍未完全磨灭的硬气，彼此间似乎也以其中一个三十出头、脸颊有道浅疤的汉子为首，站在一起，与周围那些涣散的流民家庭隐隐隔开。
陈冲心中一动，面上不动声色，按例询问。为首那疤脸汉子自称姓石，名勇，本是东郡濮阳的佃户，因主家借“王田”清丈之名，强行加租夺佃，活不下去，又不愿卖身为奴（“私属”不得买卖，但变相压榨更甚），便带着同村几户交好、同样遭难的佃户一起逃荒出来。一路辗转，原有二十余人，病饿死了几个，又有几家途中投了别的去处，只剩眼下这十七人，九男八女，其中三个是半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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