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章 借口
2008年1月15日，星期二，晚上九点四十分。
小北推开家门的时候，苏晴正坐在沙发上批改作业。茶几上放着一碗扣了盘子的汤，旁边是一双筷子。
回来了。苏晴头也没抬。
嗯。处里开会，拖到现在。
汤还热，自己盛饭。
小北换上拖鞋走进厨房，电饭煲的保温灯亮着，米粒已经发黄——煮了至少三四个小时了。
他端着饭坐到桌边，揭开碗上的盘子。莲藕排骨汤。
今天开什么会？苏晴问。红笔在作业本上画了个圈。
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省里催得急，发展规划处这边先把数据汇总报上去。
苏晴没有再问。小北喝了一口汤，热气从喉管滑下去，胃里暖了一下。
他说的是真话——发改委确实在做十一五中期评估。但会议下午就开完了，六点前他就离开了办公室。剩下那三个小时，他在沙面岛上的一家茶室里，把一份关于珠三角产业转移补贴方案的内部文件逐页拍给了佐藤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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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广州冷得反常。
寒潮一波接一波，气温降到五六度，湿气裹在风里，吹在脸上像刀刮。电视上每天都在播雪灾的消息——京广线因积雪停运，广州火车站滞留旅客越来越多，画面里黑压压的人群挤在站前广场上，老人抱着孩子缩在角落里，武警拉起人墙维持秩序。
佐藤上周发了消息，要求他在春节前再提供一批材料。日方客户需要在财年结束前完成评估报告，时间很紧。
于是加班开始频繁。
第一次是1月17日。他说处里赶材料。确实在办公室待到了八点半，但等同事走后，他从文件柜里取出一份《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目录》的内参初稿，用手机逐页拍照。四十七页文件，拍了将近四十分钟，手冻得发抖——空调关了，窗缝里渗进冷风。拍完把文件放回原处，又在工位上坐了二十分钟才走。不能走太早，万一保安觉得不对。
第二次是1月21日。他说是区里企业代表座谈会。实际上下午五点就离开了单位，去天河北路一家咖啡馆见佐藤。佐藤穿深灰色大衣，头发一丝不苟，把一个信封推过来。小北没有打开，直接塞进公文包夹层。
回家已经快十一点。苏晴睡了，玄关留了一盏小灯。茶几上放着纸条：饭在锅里，早点睡。
他站在玄关盯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苏晴的字很小很整齐，跟她在黑板上写板书的字一模一样。
他想起那个跨年夜她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要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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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意到一个规律：给苏晴的借口正变得越来越具体。第一次只说，第二次说座谈会，第三次说赶材料给省里，第四次说跟王处长去区里调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多一个细节，多一层合理性。
这不是刻意为之，像一门手艺，练得多了自然就精。每个借口都是独立的小工程：提前想好时间、地点、参与人员、具体事由，甚至预判苏晴可能追问的方向，提前准备好二级细节。
比如去区里调研，他提前在包里塞了一叠区发改委的报告，回家时故意摊在茶几上，让苏晴无意间看到封面上的公章。
这不是骗她。这是保护她。他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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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星期五晚上。雪灾新闻铺天盖地。
小北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苏晴在旁边织围巾——今年选了深蓝色的毛线。
你说那些人什么时候能回家？苏晴看着火车站广场的画面。
不好说，路不通。
小北的手机响了。那部专门接收佐藤消息的手机，此刻在裤子口袋里。他看了一眼屏幕，站起来：我去接个电话。
阳台门关上，冷风灌进来。消息很简短：材料已收到，质量很好。下周安排面谈，时间另行通知。
他删掉消息，深吸一口冷空气，推门回客厅。
苏晴的目光从电视移到他脸上：谁的电话？
处里的，说明天要不要去单位值班。火车站出事，市里要求各机关做好应急准备。
发改委也要值班？
每个单位都要轮。
苏晴低下头继续织围巾。毛线针发出细碎的碰撞声，像一种极轻的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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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晴不是瞎子。
2月2日，星期六上午，小北出门买菜了。苏晴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教案，一个字也写不进去。
她开始在心里列清单。一月以来，小北加班六次，每次回来都很晚。发改委年底年初确实忙，但有些事不对。
他接电话会走到阳台上。以前从不在意，在家打电话跟在办公室一样。现在每次手机一响，他就自然地站起来往外走，流畅得像形成了肌肉记忆。
他回来得晚，但精神并不疲惫。真正加班到深夜的人回来是蔫的。小北不是——他有时候反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亢奋，眼神发亮，手指不自觉地轻叩桌面。那种节奏不像疲惫，倒像是完成某件事之后的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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