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暗流涌动
早上八点四十分，林锐把最后一页汇报材料塞进文件袋。
他只睡了两个小时。不是在值班宿舍——在办公桌上趴了一会儿，被空调吹醒了，脖子僵硬得转不动。洗手间里用冷水拍了脸，镜子里的人眼眶发青，但瞳孔是亮的。
换了一件干净衬衫，从抽屉里翻出来的，叠痕还在，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他把文件袋夹在腋下，出门前看了一眼白板。那条时间轴还在，红点从疏到密，像某种疾病的扩散图谱。他没有擦。
昨晚打印出来的排查表还摊在桌上，二十四行名字，红蓝两色标记已经做了三轮。他的目光从第一行扫过去，在第十七行停了一下。江小北。然后他翻过去，拿起文件袋。
走廊里遇到值夜班的小刘，端着保温杯冲他点了点头：林处，又熬了一宿？
林锐按了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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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整，六楼会议室。
门关着，里面已经有人声。林锐推门进去，陈国栋坐在长桌尽头，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手指夹着一支没点的烟。副局长五十八了，头发比去年又白了一圈，但坐着的时候背还是直的。
长桌两侧坐了七个人。林锐认出四个：情报处的赵培生、技术侦查支队的周海涛、反间谍处的孙明远，还有一个办公室的秘书，姓刘，负责记录。另外三个面生，但胸牌上是总部的标识——部里来了人，而且不止一个。
陈国栋抬了下下巴，林锐，你先说。
没有寒暄，没有开场白。林锐站起来，没有用投影。他把文件袋里的东西一份份摆在桌上：数据异常报告、流量特征分析、通讯溯源记录、嫌疑人排查表。纸张在桌面上铺开，像摊了一副牌。
过去十八个月，代号的数据外传活动呈明显加速趋势。他翻出手机里拍的白板照片，2019年两次，2023年二十七次，今年截至目前四十三次。频率在缩短，单次数据量在增大。最近一次是昨天凌晨一点零三分，法兰克福节点，文件类型判断为政策讨论稿级别。
赵培生皱了皱眉：加密方式？
暗网邮箱，端到端加密，密钥四十八小时轮换一次。上周新增一个东南亚通讯节点，IP段和东京节点属于同一网段。林锐停了一下，这不是个人行为。维护这套通讯协议需要人力、资金和技术支持。
你的判断？陈国栋问。
一个组织。规模未知，但至少存在指挥层、执行层和技术支持层。
孙明远一直在翻那份排查表，这时候抬起头：泄密源头？
省发改委内部。二十四个人进入最终排查范围，已排查三轮，目前无法进一步收窄。林锐的手指在桌边敲了一下，需要更多时间和技术手段。
他没有提排查表里的第十七个。不是刻意隐瞒——是一个名字在这个场合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风险分中等，差旅频率偏低，通讯记录无明显异常。唯一的关联是一段三十六年前的同学关系，构不成线索。
灰雀。陈国栋说。
这两个字在会议室里像一枚棋子落下来。
半个月前从侧线冒出来的线索。林锐从文件里抽出那张符号的打印件，一个日中贸易的商人，在经济纠纷问话时提到他接触过的日中商会里有人提过这个词。当时没太当回事——商人的话真真假假。但技术组随后在的加密流量元数据里发现了一组异常标签，头部有一个鸟类符号，形态接近某种收翅低头的鸟。编码规则不属于任何已知情报机构，但系统化程度极高——长期运营的通讯协议，不是临时搭建。两条线索对上了。
总部来的人里有一个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怕打破什么：隼可能是这个叫的组织的一个执行节点。
林锐说，如果这个判断成立，我们面对的就不是一只鸟，是一群。
总部另一个人翻了翻手里的材料，抬起头：林处长，你刚才说五年——从2019年到现在。前两年频率低，后两年频率骤增。你觉得是什么触发了加速？
林锐想了想：两个可能。一是的职级在上升，能接触到的数据密级更高、情报价值更大，对方自然会加大操作频率。二是外围环境——疫情之后远程办公常态化，数据安全管控出现了一段窗口期，对方可能利用了这个间隙。
或者两者兼有。陈国栋替他说完。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空调的出风口发出细微的嗡嗡声。
陈国栋把那支烟放下了：成立专案组。林锐牵头，赵培生、孙明远、周海涛配合。代号——
他顿了一下。
灰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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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众人鱼贯而出。陈国栋叫住了林锐。
排查表里有没有需要回避的？
林锐愣了半秒。陈国栋问的是有没有利益冲突、亲属关系——标准程序，每次成立专案组都要过一遍。他应该如实回答。
排查表第十七个。高中同学。
但那个名字的风险分不高，通讯记录没有异常，同学关系在法律意义上不构成回避条件。他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指向那个人，有的只是一种模糊的、不愿面对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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