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震接过考勤卡。他注意到自己的档案袋不在原来的格子里。按姓氏笔画排的人事档案，他的袋子应该夹在姓贺的和姓蒋的之间，现在歪到了姓赵的后面。有人把它抽出来过，又塞回去了。塞回去的人没注意顺序。
他没有问王叔是谁动的。能在这个厂里动人事档案、还动得这么随意的人，只有一个。
走出厂办时他回头看了一眼主楼。爬山虎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但二楼最右边那扇窗后面，窗帘动了一下。不是风吹的。
同一天下午。安邦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窗帘拉着。办公桌上摊着一份神农架营地的进度报告，旁边露出几张黑白照片——码头，石阶，一个穿夹克的男人正从船上跨下来。角度很远，是长焦镜头拍的。
有人把乔广的死讯和唐震回厂的消息一并报进来。林明嗣正在看那份报告，翻报告的手停了一下——只是一下，像是读到一个异常数据时的那种停顿。他没说话，重新拿起笔，在进度报告的边角上写了一个字，把报告合上，放进抽屉。
“继续跟。”
档案室在主楼二层。走廊里一股霉味，墙皮掉了一地。档案室的门没锁，推开之后是两排铁皮柜，绿色漆面已经斑驳。窗户被爬山虎遮了大半，光线暗得像黄昏提前来了。
张玄灵站在门口没进去。他的道袍袖子在暗光里几乎和门框的影子融为一体。
唐震走到最里面那个铁皮柜前。柜子侧面贴着褪色的标签——“人事档案·已离职”。他拉开第三格，按姓氏笔画找到了那个袋子。袋子很薄，牛皮纸的颜色比别的浅——不是旧，是用得太少。打开后里面只有几页纸：一份入职登记表，一份离职证明，一份工资调整通知。纸的边缘已经发黄发脆。
他先把几页纸摊开。离职证明的签字栏是空的——他父亲没有签过离职。入职登记表上贴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四十多岁，穿蓝布中山装，左边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眼睛看着镜头，表情和他记忆中一模一样——那种什么事都往心里搁的表情。
在档案袋底部，还有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张照片。黑白，边角发黄，拍的是一块石碑拓片——正是那块刻着“掌心眼睛”的石碑。照片背面没有字，只沾着一小片干透的烟灰。红塔山。父亲在1976年秋天去老君洞看那块石碑，不是路过。他把照片藏在自己的档案袋里，和离职证明放在一起——像把一份不能说的话折成了照片。
第二样是一把很小的铜钥匙，用细铁丝拴着，氧化发黑但齿痕完好。钥匙上刻着极浅的数字——三楼，四号柜。笔迹和标签上的一样，是父亲的字，那种方正到刻板的楷体。
角落里的卡片柜是老式的木头柜，每一格都带着编号。唐震找到四号柜，拉开——空的。只有一张牛皮纸垫在抽屉底，纸上有被重物压过的痕迹。他把牛皮纸翻过来。
背面写着他父亲的名字。下面还有一行字，暗红色墨水，笔迹更潦草——白家档案已全部移交。接收人处没有签名，只有一个模糊的红泥章，旁边盖着只盖了一半的蓝色“移交”印戳。
张玄灵走过来，从他手里接过牛皮纸看了一会儿。窗外爬山虎的枯藤被江风吹得在玻璃上刮出沙沙声。档案室里有一股极淡的旧烟味——红塔山。不是陈年纸的味道，是很久以前有人在这里抽过一根烟，然后开窗散过——但没有散干净。
“白家。”张玄灵说，“你老汉和那个姓顾的女娃研究的是同一批东西。”
唐震没有回答。他把牛皮纸和照片折好放进口袋，铜钥匙也放进口袋。三样东西在袋底轻轻碰了一下，发出很细的声响。
从厂区出来后天已经半黑了。江对岸的灯光开始一层一层亮起来。两人坐最后一班铁壳船过了江，去码头附近的面馆吃面。面馆在一栋吊脚楼的底层，灶台支在路边，大铁锅里骨头汤的白汽把老板的脸熏得看不清楚。
唐震要了两碗小面。“二两，重辣。”张玄灵从筷筒里抽出两双竹筷：“多加一份豌豆尖。”两人坐在临街的露台边，碗是粗瓷白碗，碗沿上磕了一个小缺口。面汤的红油浮在面上，辣味冲得人眼眶发热。
“老君洞那边，明天去。”张玄灵说。
唐震嗯了一声，低头吃面。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刚才在档案室里闻到烟味。”
“陈年烟味，正常。”
“红塔山。我老汉不抽烟。生病之后气管更不好，谁在他办公室里抽烟他都要开窗。”
张玄灵的筷子停了一下。
“那个档案柜的钥匙是我老汉藏在档案袋里的。只有他知道那把钥匙在哪儿。他离职的时候把钥匙藏在档案袋里——然后等我来找。”
“所以那张皮纸上的字，也是他留给你的。”
“嗯。”唐震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背。那些暗红色的薄鳞在油腻腻的灯光下不太明显，但他知道它们还在——今天又多了几片，蔓延到了手背外侧，边缘颜色更深，像被水泡过的铁锈。“他在告诉我一件事。白家档案不在他手上。在考古站。要我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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