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日，宫中看似平静，暗处却翻涌不止。
程云裳以宁德公主的身份在宫中来去自如，没有人怀疑她。侍奉她的宫女只知道公主近来喜欢去文渊阁看书，一待就是大半日。文渊阁是宫中藏书之所，寻常妃嫔很少踏足，看守的老太监乐得有人陪他说话。程云裳每次去都带一盒点心，分给老太监一半，另一半摆在桌上，从不见她吃。
她要找的东西不在明面上。前朝档案、外邦来使的记录、藩属国朝贡的册子，都收在文渊阁东侧的一排樟木柜子里，柜门上贴着泛黄的签条，字迹已经模糊。程云裳一册一册地翻，从洪武到天启，凡涉及北邦国的，全部拣出来摞在桌上。
北邦国在史书中着墨不多。一个小国，位处大明以北，隔着一道山脉，人口不多，有信奉自己密教一说，物产颇丰，历代都向大明称臣纳贡。最后一次来使是几十年前，此后便再无声息，像是从地图上抹去了。程云裳翻遍了所有册子，找到的不过五六处记载，加起来不到三百字。三百字写一个国家的兴衰，写一座城池的存亡，写无数人的生老病死，潦草得像一本被烧掉了大半的书。
但她在那些潦草的记录中，发现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北邦国人，是大明的史官。他在撰述北邦国公主来朝的那段史实时，笔法和别处不同。程云裳将几处记载并排摊开，逐字逐句地比照。写别国来使，这位史官用词简练，不带感情——某年某月某日，某国使臣至，贡某物，赐某物，礼毕。干净得像一把剃刀。
但写北邦国公主的那几行，他在“贡”字和“赐”字之间，多写了几个字。不是正式的史笔，是夹在正文中间的、用小一号的字写的注。注中说公主“通晓中原文字，能诵诗书，与诸臣对答如流”。又说公主“问百姓疾苦，所过州县，必召父老问田赋徭役，笔记之，备细无遗”。还说公主“见贫者辄解囊，虽倾尽所有不顾”。
这些注，本可以不写。史官记事，只记朝堂上的礼仪和结果，不记来使的言行举止，更不记她如何对待百姓。写下这些注的人，一定亲眼见过她，亲耳听过她说话，看着她解下腰间的钱袋递给路边的乞丐。他看着她的背影，站在那里，把那些画面记在心里，回去以后添在卷宗末尾，他知道这些文字不会有人在意，也许永远不会再被翻开。
程云裳读到“见贫者辄解囊”那一行时，手指在纸面上停了片刻。她闭上眼睛，想象那个画面——一个异邦的女子，穿着大明的衣裳，走在异邦的街巷里，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解下钱袋，蹲下身，把钱放进老人手里。老人听不懂她的话，她听不懂老人的话，但她是慈悲的。
记录者的笔触在每一处提及公主的地方都变得柔软。他尽可能保持客观，字里行间却透出一种深深的爱护和若有若无的钦慕。程云裳几乎能看见那个人伏在案前，蘸墨，落笔，写到“公主”二字时略微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两个字，然后继续写下去。
她不禁开始猜测记录者的真实身份。
史官在卷末会署名，但这几页的署名处被虫蛀了，只剩下半个字。那半个字像“木”字旁，又像“禾”。程云裳把那一页对着光看了很久，墨痕太淡，无法辨认。她把那半个字临摹在一张素笺上，折好，收进袖中。
赵夕让她来查北邦国公主，他一定知道些什么。他知道这位公主和赋止母亲的关系，知道那幅画的价值，甚至可能知道那位史官是谁。
她合上书，将那些册子按原样放回柜中。樟木柜子带着一股陈年的香气，沉沉的，像时间的味道。她站在柜前，手搭在柜门上，没有立刻关上。月光从文渊阁的窗棂漏进来，照在那些泛黄的书脊上，银白和暗黄交织，像一场无声的告别。
赋止这几日也没有闲着。
她将那幅画藏在了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然后把自己关在废园的厢房里，一关就是一整天。嵇青不放心，从宫里带了些吃的来看她。推门进去，看见赋止坐在窗前，面前摊着一张纸，纸上写满了字，又被划掉，又写，又划掉。纸篓里全是揉成一团的纸。
嵇青没有打扰她。把食盒放在桌上，坐到床沿上，看着赋止的背影。赋止穿着一件旧衣裳，头发随便绾着，几缕散在脸侧。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肩上，把她整个人照得有些透明，像是随时会散掉。
赋止在想一件事——为什么景行能从上一世来到这里？是意念太过强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她不知道。但她隐隐觉得，答案和母亲有关。如果母亲真的是赵夕说的那个北邦国公主，那她身上流着异邦的血。她的血脉里有什么东西，是普通人没有的。那种东西让她在死亡之后还能回来，让她在茫茫的时间中找到了同一个灵魂，一次又一次地相遇。
这个念头太荒诞了，荒诞到她不敢深想。但她控制不住自己，想了一遍又一遍，如同舌头抵着一颗松动的牙，明知道疼，却忍不住一直去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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