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的第一场雪落下时，延安府城头换上了新的旗帜。
新旗帜上靛蓝底色，左上角绣着七点金星——象征起兵的七条汉子；中间一个朴素的“安”字，取“安民”之意；边缘缀着麦穗与刀剑交叉的纹样，喻示“耕战并重”。
这旗是女兵营一针一线绣的，针脚不算细密，但在白雪映衬下，鲜烈得像一团不肯熄灭的火。
腊月廿三，小年。总领府门前立起了三座石碑。
左碑刻《安民十条》，右碑刻《刑律大纲》，中间一座最高，刻的是这半年的大事记：
“崇祯九年七月，取延安府。八月，定租不过三。九月，开蒙学，男女同塾。十月，公审贪墨，斩二十三吏。十一月，清田分地，授田于民。十二月，立六曹，建新制。”
石头用红漆描着最后一行空缺，问冯友德：“先生，今年的事记完了，明年这儿刻什么？”
冯友德望着纷扬的雪，轻声道：“刻什么……得看咱们能走出多远。”
是的，该往前走了。
腊月廿八，扩议大会最后一次议定东进方略。五军统领、六曹主事、乡议代表，四十余人将正堂挤得满满当当。
王五报军备：现有战兵五千七百人，新训毕；火器营初成，有炮十二门、铳三百杆；骑兵营仅五百骑，马匹稀缺。
户曹主事陈文元报粮储：各仓实存粮九万石，银五万两，可支三月战事。
工曹主事周木匠报器械：箭矢十万支，刀枪四千件，甲胄千副，攻城器具已齐备。
翻山鹞听完，只问一句：“黄河几时开冻？”
“约在二月下旬。”
“那就定在二月初十誓师，二月十五前锋抵黄河岸。”翻山鹞看向李根柱，“总领，可好？”
李根柱点头。他目光扫过堂中每一张脸——贺黑虎摩拳擦掌，冯友德忧色隐现，孙寡妇沉稳如故，陈元眼中既有兴奋也有不安。还有那些新面孔：归附的县令、投效的秀才、匠人头目、乡老代表……
一年前，这些人还散落在黄土沟壑间，或是等死的饥民，或是苟活的小吏，或是挣扎的匠户。如今，他们坐在这里，决定数万人的命运，甚至隐隐牵动着天下的棋局。
“出征前，还有三件事。”李根柱开口。
“第一，民事不辍。分田、蒙学、修路、赈孤，春耕更要抓紧——仗要打，地也不能荒。”
“第二，军中设宣导队。每个什配一个识字兵，每日操练后讲为何而战——不是为抢粮，不是为报仇，是为让黄河那边的人，也能租不过三、子能上学、冤能得申。”
“第三，”他顿了顿，“凡出征将士，今日起预发半年饷银。家中分田优先，子女入学优先。若有战死……抚恤金加倍，父母由总司奉养至终，子女养至成年。”
堂中寂静片刻，不知谁先起的头，掌声如潮水般涌起。那些新归附的官吏尤其激动——他们从未见过，出征前先安顿家小的军队。
散会后，李根柱独自登上北城墙。
雪已停，四野皆白。北望是来路：黑风岭在远山雾霭中只余淡影，那条差点摔死人的“鬼见愁”小道，早已被积雪覆盖。
回忆四年前，他们挨过第一个缺粮的冬天，赵老憨哭着想回家，孙寡妇磨着她的柴刀。
从最初的约法三章、护山队、北山义军联盟，到如今的陕北安民总司，雪球越滚越大。
现在黑风岭成了后方屯田寨，赵老憨当了里正，第一个投奔的乡勇王五成了前军统领，孙寡妇掌女兵营兼管民事教化。早期投奔的周木匠、陈元、张铁锤、陈文远、李青云、赵明诚、李凌等人也成为了各个部门的主事。唯一的一个亲弟弟狗剩也成了工曹下的小吏。
南望是去路。雪原尽头，黄河如一条灰白的带子，隔开秦晋。对岸的山西，有朝廷的屯军，有摇摆的士绅，有和张献忠残部缠斗的官军，也有活不下去的流民。
更远处，河南的李自成正在招兵买马，湖广的张献忠时降时叛，京城的崇祯皇帝大概正对着辽东战报和各地灾奏大发雷霆。
这个世界病了，病入膏肓。有人想修修补补，有人想推倒重来，有人想趁乱分一杯羹。
而李根柱和他的北山，走上了一条最难的路：既要打破旧世界，又想建设新秩序；既要武力征伐，又怕沦为暴政；既要团结士绅，又得提防腐蚀。
“总领。”冯友德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老者披着厚氅，须发沾雪，“老夫忽然想起《尚书》里一句话：‘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旦燎原，便不可扑灭。
“咱们这火，”李根柱呵出一口白气，“烧得起来吗？”
“已经烧起来了。”冯友德指着城内星星点点的灯火，“您看，蒙学堂的灯还亮着，匠营的炉火未熄，民事司的算盘声到三更——这火，不在旗上，在这些灯火里。”
是啊，火在寡妇能领田的自立里，在孩童念书的脆声里，在老农拿到真减租契的笑纹里，在士卒知道为何而战的清澈眼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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