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宿舍后,他把刚才的流水打出来,交给老白的妻子看,“先把这份记着,后面咱们按这条线走,任何款项都要有凭证,有收据。你也别总瞎急,急了不利于事情的程序化处理。”他声音虽然冷静,心里却在飘动。老白妻子把手按在流水单上,指尖贴着纸边,像在靠住某种保证。
下午,有两个材料商来催账。一个说那批刚到的石膏板不能退,已拆封,要求结清三千多元;另一个说工具押金一万要交还给供应商,不然要起诉。他在账本上划来划去,把每一笔都称了称,像称一个人的体重,一点点被拿起又放下。朋友里有几个贷款中介的电话开始冒出来,他们的语气既热情又刻意,像有人在夜里放置诱饵。
“哥,你要不要去找赵大军?听说他那边能周转一点。”有人建议,眼神里带着偷偷摸摸的希望。
他摇头,“不能。那路太脏,欠那种人情,很难还。”但他也知道,自己在账目的天平上左摇右摆时,那种“太脏”的人情有时是铁桥,能在河上拉过去。选择不去找,不代表桥不会被某天需要。
他开始动用了私人物品。把家里那台旧电视拿去当铺估价,老板看了半天,出价很低,说“能压点血本”。他又掏出几件工具,把比较贵的电钻、充电扳手放到市场上租卖掉,能换来几千块。每一件东西离开他手的瞬间,他都像失去一块保护自己生活的皮,他在心里数着工具的名字——那是他靠着做活才有的资本。
晚上,兄弟们集合在宿舍的小桌旁,大家的脸都写着疲惫。老白的妻子在旁边,孩子们靠在母亲怀里打着冷战。有人轻声说:“哥,这阵子真难。”有人又消沉:“这不就摊在长河头上了吗?你签了字,他就成了出口。”
他没有激烈的回应,只是把从当铺那边换来的三千多元平分了一些,先发了部分工资。工人的脸上露出一丝松动,那种松动里有感激,但也有不安——一分钱的缓解可以暂时暖手,但不能长久。有人把烟递过来,他接了却没点,只是把烟夹在唇边,像个句号。
深夜,他独自去趟医院。老白的手臂被厚厚包扎,但人还在打瞌睡,管子延伸着,机器“滴滴”声像有节律的心跳。他坐在床边,握住老白未包扎的那只手,手背的温度微凉。老白半睡半醒,眼皮抖动,喃喃说了句“哥,你别把功课丢了”。他说不出话来,只能在心里答应,答得像个孩子做错事后的哀求。
回宿舍路上,他经过那家小饭馆,老板抬头认出他,递来一碗热汤,说“多喝点,别凉着”。那一刻他差点哭出来,攥着碗边的手像一只抓紧稻草的手。他没有多答,只是默默喝着,汤里有葱花飘着,油油亮亮,像城市里的一点安慰。
夜更深了,窗外雨停了,空气里带着新洗过的味道。他把账本又摊开,灯光下字迹像检讨的痕迹。他开始做更具体的计划:联系律师,争取先冻结甲方部分结算金返还部分;联系当地劳动仲裁,准备在法律上争取分担责任的依据;保留现场证据,要求第三方机构检验电箱和线路;同时,他要把队员的工资放在首位——哪怕自己饿肚子,也不能让兄弟们没饭吃。
“哥,你为什么总是先考虑别人?”小鲁在床上翻身,半睡半醒问。
“因为他们有家。”他说得很平静,声音像磨刀的刃,“我可以找别的方式活下来,但他们不能一直等我找到路。”
小鲁没有反驳,只是轻轻嗯了一声,眼里像有光又马上被云遮住。
接下来几周,日子像被包在布里的石子,沉甸甸地一颗颗掉落。甲方那边按协议先垫付了八万,但律师的邮件里写明了“暂付且不作为责任认定依据”,保全了一层防护网,也留下后来追偿的口子。保险公司依旧冷淡,要求各种手续和证据,而那些证据多数都因为事故当时的匆忙而丢失或不完善。项目部给了他们一个短期的救急款,却把结算全部暂缓,写了封官方通知贴在工地入口,公告“工程暂停整改”,工地的机器在雨后显得孤独,像失去生命的鱼。
材料商们收起了笑脸,多次上门催款,其中一个供应商在他屋门口把账单摔在他脚下,口气不客气,“长河,你这边要不把钱解决,我们就走法律程序。”他看着那张账单,纸上大大的数字像一把锯,慢慢把他的空间锯开。
他开始夜夜失眠,睡着也梦见账本里的数字在跑,醒来时手心满是冷汗。他的饮食变成泡面和冷馒头,早饭只喝豆浆。他也开始把家里的电暖器和不必要的花费一项项剔除,把省下的钱用于支付工人工资。有时他会数夜空中的星星,像数账,数到手抽筋,数到凌晨四点,天就亮了。
债务像个影子,慢慢贴近他的生活。房东来催房租,声音平静但坚定,“长河,房租你得尽快补上,我这月头也有些开支。”他点点头,“张姨,我等甲方结算下来立刻补。”张姨的眼神里有怜悯也有现实的压力,她拍了拍他的肩,“别把自己耗垮了,该找人帮的时候就找人,别单挑。”他笑了笑,那笑里有尴尬的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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