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深秋，日内瓦国际电信联盟总部会议中心的气氛凝重如铁。
能够容纳千人的主会场座无虚席，过道上挤满了来自全球各大通信企业的代表、技术专家、政府官员和媒体记者。空气中弥漫着多种语言的低语，夹杂着文件翻动的沙沙声和相机快门的咔嚓声。主席台背景墙上，国际电信联盟的徽标下，“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最终评审会议”的字样在灯光下格外醒目。
李建国坐在中国代表团区域的第一排，身着一套剪裁得体的深灰色中山装，领口别着一枚精致的国徽胸针。六十五岁的他鬓角已染霜白，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如鹰，扫视全场时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笃定。他的双手交叠放在膝上，指节分明，右手无名指上那枚跟随他四十年的玉佩戒指温润如玉。
坐在他左侧的是建国通信集团的首席技术官周明远——当年他在四九城大学机械系的同窗周卫国的儿子，如今已是国际通信领域知名的技术专家。右侧则是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副部长，两人不时低声交换着意见。
“李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欧洲的FDD-LTE阵营还在做最后的游说。”周明远压低声音，手中的平板电脑上显示着最新的投票意向分析，“美国高通的态度依然暧昧，日本代表团昨晚与欧洲方面密会到凌晨两点。”
李建国微微颔首，目光投向会场另一侧。那里，欧洲电信标准协会的代表团正聚集在一起，几位白发苍苍的专家神情激动地比划着手势。再远处，美国代表团区域，高通公司那位以强硬着称的技术副总裁正与AT&T的代表低声交谈。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李建国的声音平静如水，“从一九九八年在硅谷设立第一个预研实验室，到二零零三年在深圳建立TD-LTE原型验证系统，再到二零零八年京都奥运会上的小范围演示……十二年的布局，今天该见分晓了。”
他的思绪有一瞬间飘回十二年前。
一九九八年春天，建国集团总部顶层的战略会议室。那时集团刚完成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的转型不久，旗下通信设备公司年营收刚突破五十亿美元。大多数高管都沉浸在2G时代GSM设备大获成功的喜悦中，只有李建国坚持要将集团年利润的百分之三十投入到“看不到近期回报”的下一代通信技术研发中。
“董事长，现在投资4G技术是不是太早了？”当时的集团总裁曾委婉提出异议，“全球3G标准都还没完全确定，爱立信、诺基亚这些巨头也才刚刚开始研究4G的概念性技术。”
李建国站在落地窗前，望着香江维多利亚港的繁华夜景，手中把玩着那枚玉佩。
“不早，已经晚了。”他转过身，目光扫过会议室里的每一位高管，“通信技术的发展有它的客观规律。从1G到2G用了十五年，从2G到3G用了十年。按照这个速度，4G技术最晚会在二零一零年左右成熟商用。如果我们现在不投入，等到别人把路都铺好了，我们只能交过路费。”
他在白板上写下一行字：“TD-LTE——中国通信业的生死之战”。
“欧洲主导的FDD-LTE和美国主导的WiMAX都在争夺4G标准的主导权。我们要走第三条路——基于TD-SCDMA演进而来的TD-LTE。”李建国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这不仅是一个技术路线选择，更是中国通信产业能否摆脱‘跟随者’命运的关键一役。”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那将是数以百亿计的资金投入，是至少十年不见回报的长期投入，是与全球通信巨头的正面交锋。
“我知道这个决定很艰难。”李建国放下马克笔，“但请各位想一想，我们建国集团从四合院里的几间平房起步，走到今天靠的是什么？是在别人还没看到机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是在别人不敢投入的时候，我们投入了。厨艺如此，机械如此，通信也应如此。”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今天我不做民主表决。这个项目，我亲自挂帅。愿意跟我一起赌这一把的，留下来；觉得风险太大的，我也不强求。”
最终，会议室里没有一个人离开。
回忆被主席台上传来的声音打断。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登上讲台，敲响了会议开始的木槌。
“女士们，先生们，经过为期三年的技术评估、实地测试和多轮磋商，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将对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全球标准进行最终审议和表决。”秘书长环顾全场，“这将决定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全球数十亿人如何连接彼此，如何获取信息，如何进行商业活动。”
会场安静下来，只剩下同声传译设备里传来的低沉嗓音。
秘书长开始介绍评审过程：“在过去三十六个月中，我们组织了七次大规模技术测试，涵盖了中国京都、瑞典斯德哥尔摩、美国硅谷、日本东京等十二个测试场地。参与测试的技术方案包括欧洲主导的FDD-LTE、美国主导的WiMAX Evolution，以及中国提出的TD-LTE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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