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王文翰才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县政府走出来。初春的凉风吹在他汗湿的额头上，让他打了个寒噤。他紧了紧身上那件半旧的青布长衫，手里紧紧攥着刚从省党部发来的文件。文件上的字句还在他脑海里盘旋：“平均地权乃总理遗训，二五减租实为当务之急...各县务须切实推行，以纾民困...”
这是他调到武所县党部工作的第二个年头。前两年的“禁烟”运动和协助江夏大学迁建本地，他都办得风生水起，不仅赢得了上峰的嘉许，也在当地士绅中建立了声望。可这一次，他心头却沉甸甸的，仿佛压着块巨石。
“文翰兄，怎么这时才下班？”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王文翰回头，见是民政科的办事员李正民，便苦笑道：“还不是为了这份土地改革的文件。上面催得紧，要我们本月内拟定具体施行办法，下月就要开始试点。”
李正民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这事可棘手得很。去年邻县也搞过二五减租，闹得士绅联名上书省府，最后不了了之。他们那边的党部秘书还因此被调去了闲职。”
王文翰默默点头。他何尝不知其中的艰难。自孙中山先生提出“平均地权”以来，国民政府推行土地改革的努力从未停止，可每每遇到地方上的重重阻力，最终都成了纸上谈兵。如今抗战正酣，政府更需农村稳定，这时候触动地主乡绅的利益，无异于火中取栗。
两人走到岔路口，李正民拍了拍他的肩膀：“文翰兄，你年轻有为，前途无量，这事可得慎重处理。明日刘老爷家宴请，想必也是为了这事。”
王文翰心里一紧：“刘老爷？他怎么这么快就得了消息？”
李正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这武所县里，有什么风吹草动能瞒得过他？”
王文翰的外祖父傅鉴飞是武所名医，生前悬壶济世，在地方上颇有声望。母亲傅善贞嫁到王家后，谨守家训，常对王文翰说：“你外祖父常讲，医者治病，政者治世，其理相通，皆在扶危济困。”这话一直印在王文翰心里。
第二天傍晚，王文翰如约来到刘府。刘老爷名叫刘茂才，是武所县比较大的地主，拥有良田千亩，还兼任县参议会副议长。他的宅邸是座三进的大院，青砖灰瓦，气派非凡。
客厅里已坐了好几位本地头面人物：有县商会会长赵守仁，小学校长陈明远，还有几位乡绅。见王文翰进来，刘老爷起身相迎，满脸堆笑：
“王干事来了，快请坐。您可是大忙人，难得请动啊。”
王文翰拱手还礼：“刘老爷客气了。各位前辈在此，文翰本应早来请教。”
寒暄过后，酒过三巡，刘茂才渐渐引入正题：“听闻省里又要有新举措，推行什么‘二五减租’？王干事年轻有为，想必是主办此事的不二人选。”
王文翰心下明白，这才是今日宴请的真正目的。他谨慎答道：“确有此事。抗战艰难，民生困苦，政府体恤佃农艰辛，欲减轻其负担，以期上下同心，共渡时艰。”
商会赵会长捋着胡须道：“王干事有所不知，我们武所地瘠民贫，佃户粗手笨脚，收成本就有限。若再减租，只怕连田赋都交不起了。”
“是啊，”刘茂才接话道，“况且这些年天灾人祸，我们做地主的也是勉力维持。佃户苦，我们又何尝不苦？舍下每年都要拿出不少粮食周济贫苦，修桥补路，这些开销，政府可曾考虑？”
陈校长较为开明，委婉说道：“总理遗训，平均地权自是应当。然凡事需循序渐进，贸然行事，恐生变故。”
王文翰知道今日若不表态，这些人不会放他离开，便正色道：“各位前辈的顾虑，文翰自当向上面反映。只是此次改革，省党部决心甚大，恐非以往可比。文翰职责在身，也只能尽力而为，还望各位体谅。”
宴会散后，刘茂才单独留下王文翰，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贤侄，我与你外祖父是故交，看你如同自家子侄。有句话不得不提醒你，这土地改革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前任县长何以调任？就是得罪人太多。你还年轻，来日方长，何必为此事断送前程？”
他从袖中取出一个红封，塞到王文翰手中：“这是一点心意，权作车马费。日后有事，尽管开口。”
王文翰推开红封，正色道：“刘老爷厚意心领，但这万万不可。文翰食政府俸禄，自当秉公办事。至于改革之事，定会权衡各方利益，力求稳妥。”
回到县党部，王文翰立即着手制定二五减租的实施方案。他召集了几位同事商议，决定先在本县的两个乡试点：一个是离县城较近的大河乡，一个是偏远的山区的石门乡。
“大河乡离城近，交通便利，我们监督起来方便。石门乡地广人稀，地主势力相对薄弱，推行起来阻力可能小些。”王文翰在会议上如此解释。
李正民提醒道：“石门乡虽然地主势力不大，但乡长周老八是个地头蛇，与刘老爷是姻亲，恐怕也不会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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