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春风刚吹绿黄土坡的田埂，“红玉种植基地”的塑料大棚就立起了成片的骨架。小石头戴着安全帽，指挥工人给黄瓜秧搭架，手机里传来苏晓雅的声音：“石头哥，新加坡的酱菜订单又追加了，娘让你盯着基地的蔬菜品质，千万别出岔子。” 他刚挂电话，就看见聂红玉抱着沈念红，在老会计的陪同下往村小学的方向走——这是她每次回黄土坡必去的地方。
村小学还是二十年前的旧模样，土坯墙裂着缝，糊着的报纸都褪成了黄颜色。操场是凹凸不平的黄土地，一刮风就扬沙，孩子们在沙堆里追逐，校服上沾着泥点。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钉着塑料布，风一吹哗哗响。聂红玉走到窗边，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老师正站在黑板前讲课，粉笔断了半截，她就用手指沾着粉笔灰写，冻得通红的手背上裂着口子。
“那是王老师，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来这儿三年了，一个月工资才三百块，还经常拖欠。” 老会计叹了口气，“去年冬天雪大，她踩着雪来上课，摔断了腿，在家躺了半个月，还惦记着学生，让隔壁村的老师帮忙代课。” 聂红玉看着教室里的孩子，他们坐着破旧的木凳，课本卷着边，却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盯着黑板，忽然想起1970年的自己——那时候黄土坡连个正经老师都没有，她只能用酒店培训手册的背面，教小石头认字。
下课铃响了，王老师走出教室，看到聂红玉，赶紧擦了擦手上的粉笔灰，有些拘谨地打招呼：“聂总，您来了。” 她的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旧棉絮，鞋子上沾着泥。“孩子们的课本不够，我正想跟您说说，能不能帮着凑点钱买些新书。” 聂红玉刚要开口，就看见一个小男孩跑过来，举着一张画：“王老师，这是我画的您，您就像红高粱一样好看。” 王老师笑了，眼睛里闪着光，那是比任何物质都珍贵的满足。
回到北京的当晚，聂红玉就召开了董事会。她把在黄土坡拍的照片铺在会议桌上——裂着缝的教室、冻裂手的王老师、卷边的课本，一张张都戳人心窝。“咱们‘红玉’现在日子过好了，该给这些孩子、这些老师做点实事了。” 聂红玉的声音很沉，“当年我在黄土坡，要是有个好老师，石头也不会错过那么多读书的机会。现在咱们有能力了，不能让下一代还受这份苦。”
“我同意！” 陈教授第一个表态，他推了推老花镜，“我当年下放的时候，就想着要是能有个像样的教室，多少孩子能走出大山。教师是根，根壮了，树才能长得高。” 沈廷洲也点头：“红玉说得对，咱们不能忘本。不过咱们得想清楚，资助教师不是小数目，钱要花在刀刃上。”
老周却皱着眉，手指头在计算器上敲得飞快：“聂总，去年咱们捐了十万块建留守儿童之家，今年又要建种植基地，再搞教师扶持，资金压力太大了。再说，这些是公益，对咱们生意没好处啊。” 几个股东也附和：“是啊聂总，咱们是企业，不是慈善机构，还是以赚钱为主。”
聂红玉拿起一张照片，指着上面的王老师：“这位王老师，一个人带三个年级的课，每月工资不够糊口，却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孩子买文具。咱们的酱菜能卖到南洋，靠的是黄土坡的土地，靠的是乡亲们的支持，现在帮他们，不是亏本，是报恩。” 她顿了顿，又说，“而且，咱们的‘红玉助学基金’要升级成‘红玉慈善基金会’，专门做乡村教育扶持，这不仅是公益，更是‘红玉’的口碑——一个有良心的企业，才能走得长远。”
她拿出早就做好的方案，上面写着“乡村教师扶持计划”的具体内容：每年资助1000名贫困地区乡村教师，每人每月补贴200块工资；为受助学校配备教学设备，包括黑板、课桌椅、图书；每年组织教师去北京培训，费用全免；在条件艰苦的地区，建“红玉教师公寓”，解决教师住宿问题。“这些钱，从咱们的利润里出，拿出全年利润的10%，足够支撑这个计划。” 聂红玉的话掷地有声，老周看着方案，终于点了点头：“聂总，我信你，就按你说的办。”
基金会的筹备紧锣密鼓地展开。苏晓雅负责对接教育部门，统计贫困地区教师名单；小石头负责教师公寓的设计，他特意采用了黄土坡的建筑元素，既保暖又省钱；沈廷洲联系施工队，确保建材质量；聂红玉则亲自起草扶持协议，每一条都写得细致——补贴按月足额发放，设备要符合教学标准，培训要请北京名校的老师授课，这些都延续了她当年做酒店管理的严谨。
消息传到汤书记耳朵里，他特意上门拜访：“红玉，你这是做了件大好事！市里正愁乡村教育的问题，你这个计划刚好能帮上大忙。我已经跟省教育厅打招呼了，他们会给咱们提供政策支持，帮着筛选受助教师，保证公平公正。” 他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省里要评选‘公益模范企业’，我已经把‘红玉’报上去了，这是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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