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半，云湖区纪委监委信访接待室。
李梅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二十多位清水湾的拆迁户。他们大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手里提着各式各样的袋子、布包、文件袋。清晨的微光落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在深秋的寒气里，每个人的表情都异常凝重。
苏清越从大楼里快步走出来，身后跟着老陈和两名工作人员。
“各位叔叔阿姨，请进。”她推开接待室的门，“里面准备了热水，大家先暖和一下。”
老人们鱼贯而入，没有人说话，只有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和压抑的咳嗽声。接待室里摆好了长桌和椅子，工作人员迅速端上热水，但没有人去碰。
苏清越在长桌一端坐下，打开了执法记录仪：“各位乡亲，我是云湖区纪委监委的苏清越。今天请大家来，是想核实清水湾拆迁补偿的相关情况。大家可以把材料拿出来，我们一件件登记，一件件核实。”
话音刚落，老人们几乎是同时打开了手里的包裹。
各种材料堆满了长桌：发黄的房产证、皱巴巴的评估报告、签字页模糊的补偿协议、银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手写的计算稿……最震撼的是一本相册，里面是拆迁前老房子的照片——斑驳的墙壁，开裂的地面，但窗台上摆着花草，门口贴着褪色的春联。
一个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他叫王福贵，七十三岁，在清水湾住了五十年。
“苏同志，我先说。”他的声音沙哑但清晰，“我家房子八十五平，评估公司说每平五千七，总共四十八万四千五。可我打听过，同片区老孙家的房子，面积一样，结构一样，他家评了五千九，多了两万块。”
他拿出一张对比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我去问评估公司，他们说我家朝向不好。我说我家朝南，老孙家朝北，怎么我朝向不好？他们又说我家采光不行。我说我家三楼，老孙家二楼，怎么我采光不行？”
老人的手在颤抖：“最后他们说，这是专业判断，我不懂。我说我要看评估报告，他们说报告是公司机密，不能给我看。我就拿到这个——”
他举起一张纸，是评估报告的首页复印件，关键信息都被涂黑了，只留下房屋面积和总价。“就看到这个，啥也看不明白。”
苏清越接过那张纸，仔细查看。涂黑用的是黑色马克笔，完全遮盖了评估明细、评估师签名、评估公司盖章等信息。这明显是故意的。
“王大爷，这张原件还在吗？”
“在，在我家里。”王福贵说，“他们给我的就是复印件，原件说存档用。”
一个接一个，老人们开始讲述自己的遭遇。
李大娘，六十八岁，儿子残疾，靠低保生活。她家评估价被压低了一万二，理由是“房屋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可拆迁前，她家刚经过住建局的危房改造，验收报告上写着“结构安全达标”。
赵大爷，七十一岁，退休教师。他家评估时，评估师说他家装修太旧，要扣“折旧费”。可同样的装修标准，隔壁单元却没说折旧。“后来我才知道，隔壁那户的侄子在街道办工作。”
刘阿姨，六十五岁，丈夫早年工伤去世。她家最离谱——评估报告上写着“建筑面积六十八平”，可她家的房产证上明明写着七十五平。少了七平米，就是四万多块钱。“我去找他们理论，他们说测量有误差。我说七平米的误差？他们说可能是房产证写错了。”
听着这些讲述，苏清越的手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每一条线索，每一个细节，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评估过程存在系统性、人为性的压低价格行为。
更关键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一个细节——评估师在现场不做判断，只是拍照、测量，然后说“公司回去研究”。评估结果都是事后通知，不允许查看详细报告，不允许质疑，更不允许复核。
“我们不是要闹事。”李梅最后发言，她的眼睛还红肿着，“我们就是想要个明白。我们的房子值多少钱，应该有个公道价。少了多少钱，得有个说法。刘玉芬阿姨现在还躺在医院里，生死不明。我们不能让她白受这个罪。”
接待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苏清越。
她放下笔，缓缓站起：“各位叔叔阿姨，你们今天带来的材料，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了。我向你们保证三件事：第一，所有问题，我们会逐一核查；第二，核查结果，会依法依规处理；第三，处理过程，会及时向你们反馈。”
她顿了顿，声音更坚定了些：“但我也需要大家的配合。这些材料，我们需要暂时保管，作为证据。我们会出具扣押清单，每一份材料都会登记在案。等案件办结后，完好的材料会归还给大家。”
老人们互相看了看，陆续点头。
“我们信你。”王福贵代表大家说，“材料你拿去，只要能查清楚，怎么都行。”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工作人员开始逐一登记、编号、封装材料。苏清越亲自参与，对每一份关键证据都仔细查看、标注。当她翻到一本记账本时，手指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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