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听说是一回事,亲眼见到是另一回事。
第一个冲近的惩戒营士兵离我们不到二十米了。他是个大胡子男人,穿着破旧的棉袄,左臂用脏兮兮的绷带吊着,右手抱着炸药包。他的眼睛直视着我——是的,他看到了炮塔上方的我,我们的目光在寒冷空气中相遇了一瞬。
那眼睛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没有疯狂,只是...空洞。就像他已经死了,只是身体还没收到通知。
“埃里希!高爆弹!最近距离!”
炮塔旋转,炮口几乎水平。一声巨响,炮弹在十米外爆炸。那个大胡子男人消失了,被爆炸撕成碎片。但炸药包被引爆了,二次爆炸的冲击波让“莱茵女儿”剧烈摇晃。
更多人在冲来。一个少年——看起来不超过十六岁——举着燃烧瓶,瓶口的布条已经点燃。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他踉跄倒地,但挣扎着向前爬,手里仍然紧紧抓着燃烧瓶。
“左边!左边!”威廉吼道。
我从左侧观察镜看到,另一群惩戒营士兵从我们侧面绕过来,那里是视野盲区。三号突击炮在我们左翼,它的机枪正在扫射,但人太多了,像潮水一样。
燃烧瓶击中了那辆四号坦克。瓶子在车体上碎裂,火焰迅速蔓延,虽然不是立即致命,但烟雾和火焰会遮蔽视线,制造恐慌。更可怕的是,如果火焰蔓延到发动机舱或弹药架...
“约阿希姆,准备灭火器!埃里希,继续射击!威廉,倒车,我们不能被包围!”
“履带!注意不要压到炸药!”
这是新的恐惧。那些倒下的惩戒营士兵,有些还没死,他们会在坦克经过时拉响怀里的炸药。我们见过这种事:昨天第二连的一辆三号坦克就这样被炸断了履带,然后被燃烧瓶淹没。
“莱茵女儿”急速倒车,履带碾过废墟。一声闷响——我们压到了什么。不是地雷,不是炸药,是人体。我能感觉到履带碾过的颠簸,那种令人作呕的、骨头和血肉被压碎的感觉透过车体传来。
“继续!不要停!”我吼道,但胃部在翻腾。
更多的惩戒营士兵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不再只是从纺织厂方向,而是从我们以为已经清理过的建筑废墟里,从下水道口,从弹坑里。他们像地底钻出的亡灵,沉默而坚决。
三号突击炮被包围了。我看到至少三个惩戒营士兵爬上了它的车体,一个试图把炸药塞进观察窗缝隙,另一个用燃烧瓶砸炮塔后部。突击炮的机枪在近距离扫射,但那些士兵仿佛感觉不到子弹,直到倒下。
“去支援!”我命令。
“车长,我们也会被包围!”施耐德的声音几乎在尖叫。
“执行命令!”
“莱茵女儿”转向,冲向突击炮的位置。埃里希用高爆弹轰击突击炮周围的区域,爆炸暂时清出了一片空间。我们靠近时,我看到突击炮的舱盖打开了——车组成员试图用冲锋枪射击爬上坦克的敌人。
一个惩戒营士兵拉响了炸药。不是很大,但足够杀死车旁的所有人。烟雾散去后,突击炮的舱盖旁只剩下一片狼藉,车内的射击也停止了。
“他们完了。”威廉说,声音里有一种认命的平静。
我们还在射击,机枪枪管过热,冒着烟。弹药在迅速消耗。惩戒营士兵的数量似乎无穷无尽,而我们的步兵呢?周围的德军步兵在哪里?
我透过观察镜寻找,终于看到了。他们被压制在废墟后面,被惩戒营的自杀冲锋分割开了。步兵的轻武器对这些疯狂的人效果有限——除非爆头或击中中枢神经,否则他们即使中弹也会继续前进,爬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撤退,”我对着无线电说,声音自己都感到陌生,“全单位,撤退至第二防线。”
没有争论,没有质疑。通讯频道里只有简短的确认识别声,同样充满解脱和恐惧。
“莱茵女儿”在废墟间穿行,碾过瓦砾、尸体和冻结的血泊。埃里希不时向追来的惩戒营士兵发射炮弹,但每一次爆炸后,都有更多人出现。
当我们终于退到相对安全的第二防线——一栋混凝土结构的仓库建筑后面时,我让威廉停车,关掉发动机。
车内一片死寂。
只有喘息声,粗重、颤抖的喘息。还有另一种声音——约阿希姆在低声啜泣。这个坚强的巴伐利亚小伙子,经历过法国战役、东线初期的胜利和斯大林格勒的消耗战,现在哭了。不是大哭,只是压抑的、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呜咽。
没有人责备他。施耐德的手在颤抖,装填下一发炮弹时差点掉在地上。埃里希盯着炮镜,但我知道他什么都没在看,眼神空洞。威廉双手紧握方向盘,指关节发白。
而我,我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抽离了身体,漂浮在坦克上方,看着下面这五个被战争摧毁的人。
惩戒营。用人类做炸弹。用生命做消耗品。
这不是战争,我模糊地想。战争有战术,有策略,有进退,有胜负。这...这是工业化的屠杀,只不过被屠杀的一方同时也是屠杀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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