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利亚·西蒙等人的鲜血渗入王宫广场的石缝，其带来的震慑效果如同严冬的寒流，迅速冻结了罗马尼亚国内公开的政治杂音。但埃德尔一世深知，恐惧只能换来短暂的沉默，要真正巩固统治，尤其是在战争阴云密布、外部压力空前的当下，必须在铁腕之后，迅速铺就以利益、忠诚和共同目标为基石的道路。
处决事件后的第四十八小时，一场规模空前但极其隐秘的忠诚审查与人事调整，在军队、政府机构和关键国有企业中同步展开。这次行动不再局限于清除已知的铁卫军同情者，而是更深入、更系统性地评估所有身处要职者的可靠程度。
在军队，康斯坦丁内斯库将军亲自坐镇，依托“王冠”提供的情报和各级政治军官的评估，对师级以上指挥官、参谋部关键岗位、以及负责布加勒斯特和油田区防务的部队主官，进行了新一轮的忠诚度“过滤”。数名被认为立场不够坚定、或与德国军事顾问团过往甚密的军官被以“轮训”、“健康原因”等体面方式调离实权岗位，取而代之的是在之前边境冲突或东线战场上证明过能力和忠诚的少壮派军官。一套更加严密、相互制衡的指挥与监督体系被建立起来，确保军队这把利刃的刀柄，牢牢握在埃德尔和康斯坦丁内斯库手中。
在政府内部，特别是外交部、经济部和负责与德国进行贸易协调的部门，也进行了一次悄无声息的清洗。一些对德国仍抱有幻想、或被认为在削减石油供给问题上执行不力的官员被免职。埃德尔启用了更多技术官僚和明确表示支持其“国家至上”政策的中立派人士，甚至包括少数有才干、但此前因非铁卫军背景而受排挤的自由派专家。他的用人标准变得异常明确和务实：能力与忠诚，缺一不可。
“我们必须像精密钟表一样运作，”埃德尔在召见新任命的几位部长时强调，“每一个齿轮都必须可靠，任何一个环节的松动或锈蚀，都可能在大厦将倾时导致整体的崩溃。我不问你们的过去，只看你们现在和未来，能为罗马尼亚做些什么。”
与此同时，针对普通民众和军队士兵的宣传工作也在加强。官方的报纸、广播不再仅仅报道前线的战事，开始更多地强调国家的独立自主、民族团结和历史传承，隐晦地批判“某些外部势力”的霸权行径，并将埃德尔一世塑造为在危难时刻守护国家航船的坚强舵手。王宫广场的处决，被官方叙事定义为“粉碎外国代理人阴谋、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之举”。尽管这种宣传无法完全消除底层对战争和物资短缺的恐惧，但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共识，将内部矛盾转向了外部威胁。
然而，所有这些内部巩固措施，都围绕着一个最核心、也最危险的战略目标进行：为最终的“转身”——脱离轴心国，加入盟军——做准备。埃德尔清楚，内部的稳定是实施这一高风险战略的前提。
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与盟军的联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通过多条彼此隔离的秘密渠道（其中一条关键线路由安娜公主利用其国际人脉维系，另一条则依靠“王冠”在瑞士的情报站），埃德尔的代表向伦敦和华盛顿传递了更加具体的信息和需求。
信息包括：
1. 罗马尼亚军队的大致部署、装备情况和可用于对德作战的兵力评估。
2. 境内德军顾问团、联络站及可能存在的秘密基地的详细位置。
3. 罗马尼亚在实施“转身”时，可能面临的来自德军和境内亲德势力的军事威胁预估。
需求则更为直接和迫切：
1. 盟军，特别是苏军，在罗马尼亚宣布倒戈后，需要发起的配合性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表。
2. 盟国能否提供紧急的武器装备援助，尤其是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以增强罗军抵御德军初期报复性进攻的能力。
3. 关于战后罗马尼亚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以及不受苏联军事占领的明确政治保证。
这些谈判异常艰难。盟军，尤其是苏联，对罗马尼亚王室的动机深表怀疑，要求埃德尔提供更多“投名状”。而埃德尔则坚持，在获得足够的安全保证前，他无法冒着国家被德国立即摧毁的风险采取最终行动。谈判在试探、拉扯和相互算计中缓慢推进，每一份加密电文的往来，都牵动着埃德尔紧绷的神经。
时间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一天天过去。柏林方面的报复如期而至，但形式比预想的更为阴险。德国并没有立即发动军事进攻——斯大林格勒的烂摊子牵扯了他们太多精力——而是采取了全面的经济扼杀。原本根据协议提供给罗马尼亚用于维持工业和农业运转的关键零部件、特种钢材和化工产品被完全切断。德国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大肆渲染“罗马尼亚背叛盟友”，并隐晦地威胁将支持罗马尼亚的邻国（如匈牙利）对其提出领土要求。
罗马尼亚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城市的电力供应开始变得不稳定，一些非必要的工厂被迫停工，民用燃油配额再次被削减。尽管埃德尔动用了所有的战略储备和通过秘密渠道获得的有限外汇来进口最急需的物资，但普通民众的生活还是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艰难。不满和怨气在底层积聚，虽然暂时被高压政治所压制，但如同地下的暗火，随时可能寻找到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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