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刚上大一,在天津美术学院学油画。滨江道中心公园附近有一片老洋房,是当年租界留下的,灰墙红瓦,墙缝里长着青苔,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灰。九路汽车总站旁边那栋楼,我租了二楼最里头一间房当画室。那房子少说也有上百年了,楼道里黑洞洞的,灯泡坏了也没人换,墙皮被几十年的油烟熏得乌黑发亮,摸上去油腻腻的。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响,像有人在背后叹气。整栋楼住的基本都是退了休的老人,共用走廊尽头的厕所,洗澡得去街口的公共澡堂,大冬天冻得直哆嗦。
隔壁住着一对母子。母亲七十来岁,胖乎乎的,脸圆得像刚出笼的馒头,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两条缝。她头发花白,每天梳着老式的发髻,用黑卡子别得一丝不苟。她包得一手好饺子,韭菜鸡蛋馅儿的,隔三差五就端一碟送到画室来。我们几个学生不好意思白吃,回赠她几张油画,画的是天津的老房子、海河边的风景。老太太把画贴在客厅墙上,歪着头端详半天,逢人就夸“美院的孩子们画的,可好呢”。她儿子四十多岁,在附近工厂上班,话不多,见我们总是点点头,闷声闷气地喊一声“来啦”。
那年寒假,外地的同学都回了老家,只剩我和本地的阿东。我们约好正月十四晚上去画室收拾一下,准备迎接十五回来的伙伴。阿东这人长得人高马大,平时在酒桌上比谁都能吹,说自己胆儿多大,半夜看鬼片都不带闭眼的。可他有个毛病——喝了酒就犯困,什么胆量都跟着酒精一起蒸发干净。
那天我们在一家烧烤摊吃了晚饭,又去酒吧喝到快凌晨两点。出了酒吧,冷风像刀子一样割脸,我裹紧棉袄,脑袋被风一吹,清醒了几分。阿东打了个哆嗦,嘴里喷着白气说:“要不……回画室凑合一宿吧?明天一早还要接人呢。我家太远,你家也太远,打车来回都够吃顿烤串了。”我想了想也是,就招手拦了辆出租车。
到了那栋老洋房门口,铁门虚掩着,推开时发出一声沉闷的“吱呀”,在深夜听起来格外刺耳。甬道很短,往里走十几步就是楼梯。楼里的声控灯早就坏了,住的全是老人,这个点不可能有人给我们留灯。我掏出手机——那时候还是诺基亚的彩屏机,亮度低得可怜,只能照亮脚尖前两步路。阿东跟在我后面,他的手机更暗,两个人就靠着那两团昏黄的光,贴着墙根一步一步往前走。墙壁冰凉,透过棉袄都能感觉到那股寒气。
走到甬道尽头,我刚把脚迈上第一级台阶,一抬头,看见了楼梯上坐着一个人。
她就坐在转角处,离我不到三米。整个人是半透明的,边缘泛着一层幽幽的白光,像凝结的雾气被月光镀了一层银。她的头发梳着老式的发髻,用黑卡子别着,穿着暗色的斜襟棉袄,侧影胖乎乎的——是隔壁的老太太。她背对着我们,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安安静静地坐在台阶正中,刚好挡住上楼的去路。她的身体微微发着光,那光不刺眼,甚至有点柔和,可照在周围老旧的墙壁上,却让那些油烟渍显得更深更黑了。
我整个人僵住了,血一下子冲上头顶。我想喊阿东,嘴张开了,嗓子眼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发不出任何声音。我下意识地把身体往墙上贴,侧过身子,给身后的阿东让出视线。阿东从我肩膀上方看过去——我倒退了几步,看见他的脸在手机微光下惨白惨白的,嘴唇哆嗦着,眼睛瞪得像铜铃。他的呼吸一下子粗重起来,热气喷在我脖子后面,烫得我一激灵。然后他的手从后面伸过来,死死攥住了我的手腕。指甲掐进肉里,骨节发白,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可那疼反而让我清醒了。
我们两个大男人,在黑暗的楼道里,像两只受惊的猫,侧着身子从那个发光的人影旁边蹭过去。我贴着墙,阿东贴着我,两个人像摞在一起的纸片。我的肩膀离她不到一尺,没有风,没有冷气,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可我的后脊梁像被一根冰锥抵着,从尾椎骨一路凉到后脑勺,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连头发丝都在发紧。我屏住呼吸,心脏擂鼓一样砸着胸口,一步一步,像踩在棉花上。
上了楼梯,我们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进了画室。阿东哆嗦着掏钥匙,手抖得像筛糠,钥匙在锁眼周围乱划,插了好几次才捅进去。“咔嗒”一声,锁开了,我们俩挤进去,回手把门摔上,反锁了两道。阿东靠在门板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脸白得像纸,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
我把屋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日光灯、台灯、落地灯,连墙角那盏发着黄光的旧灯泡都没放过。电视也开了,音量调到最大,里面放着什么节目根本没人看,只是需要声音,需要光。阿东踉踉跄跄地走到厨房,从刀架上抽了一把菜刀,“咣”地拍在我脚边的地板上,说这是他姥姥教的办法,刀能辟邪。他盘腿坐在地板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像一根绷紧的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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