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刚上大一，在天津美术学院学油画。滨江道中心公园附近有一片老洋房，是当年租界留下的，灰墙红瓦，墙缝里长着青苔，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灰。九路汽车总站旁边那栋楼，我租了二楼最里头一间房当画室。那房子少说也有上百年了，楼道里黑洞洞的，灯泡坏了也没人换，墙皮被几十年的油烟熏得乌黑发亮，摸上去油腻腻的。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响，像有人在背后叹气。整栋楼住的基本都是退了休的老人，共用走廊尽头的厕所，洗澡得去街口的公共澡堂，大冬天冻得直哆嗦。
隔壁住着一对母子。母亲七十来岁，胖乎乎的，脸圆得像刚出笼的馒头，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两条缝。她头发花白，每天梳着老式的发髻，用黑卡子别得一丝不苟。她包得一手好饺子，韭菜鸡蛋馅儿的，隔三差五就端一碟送到画室来。我们几个学生不好意思白吃，回赠她几张油画，画的是天津的老房子、海河边的风景。老太太把画贴在客厅墙上，歪着头端详半天，逢人就夸“美院的孩子们画的，可好呢”。她儿子四十多岁，在附近工厂上班，话不多，见我们总是点点头，闷声闷气地喊一声“来啦”。
那年寒假，外地的同学都回了老家，只剩我和本地的阿东。我们约好正月十四晚上去画室收拾一下，准备迎接十五回来的伙伴。阿东这人长得人高马大，平时在酒桌上比谁都能吹，说自己胆儿多大，半夜看鬼片都不带闭眼的。可他有个毛病——喝了酒就犯困，什么胆量都跟着酒精一起蒸发干净。
那天我们在一家烧烤摊吃了晚饭，又去酒吧喝到快凌晨两点。出了酒吧，冷风像刀子一样割脸，我裹紧棉袄，脑袋被风一吹，清醒了几分。阿东打了个哆嗦，嘴里喷着白气说：“要不……回画室凑合一宿吧？明天一早还要接人呢。我家太远，你家也太远，打车来回都够吃顿烤串了。”我想了想也是，就招手拦了辆出租车。
到了那栋老洋房门口，铁门虚掩着，推开时发出一声沉闷的“吱呀”，在深夜听起来格外刺耳。甬道很短，往里走十几步就是楼梯。楼里的声控灯早就坏了，住的全是老人，这个点不可能有人给我们留灯。我掏出手机——那时候还是诺基亚的彩屏机，亮度低得可怜，只能照亮脚尖前两步路。阿东跟在我后面，他的手机更暗，两个人就靠着那两团昏黄的光，贴着墙根一步一步往前走。墙壁冰凉，透过棉袄都能感觉到那股寒气。
走到甬道尽头，我刚把脚迈上第一级台阶，一抬头，看见了楼梯上坐着一个人。
她就坐在转角处，离我不到三米。整个人是半透明的，边缘泛着一层幽幽的白光，像凝结的雾气被月光镀了一层银。她的头发梳着老式的发髻，用黑卡子别着，穿着暗色的斜襟棉袄，侧影胖乎乎的——是隔壁的老太太。她背对着我们，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安安静静地坐在台阶正中，刚好挡住上楼的去路。她的身体微微发着光，那光不刺眼，甚至有点柔和，可照在周围老旧的墙壁上，却让那些油烟渍显得更深更黑了。
我整个人僵住了，血一下子冲上头顶。我想喊阿东，嘴张开了，嗓子眼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发不出任何声音。我下意识地把身体往墙上贴，侧过身子，给身后的阿东让出视线。阿东从我肩膀上方看过去——我倒退了几步，看见他的脸在手机微光下惨白惨白的，嘴唇哆嗦着，眼睛瞪得像铜铃。他的呼吸一下子粗重起来，热气喷在我脖子后面，烫得我一激灵。然后他的手从后面伸过来，死死攥住了我的手腕。指甲掐进肉里，骨节发白，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可那疼反而让我清醒了。
我们两个大男人，在黑暗的楼道里，像两只受惊的猫，侧着身子从那个发光的人影旁边蹭过去。我贴着墙，阿东贴着我，两个人像摞在一起的纸片。我的肩膀离她不到一尺，没有风，没有冷气，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可我的后脊梁像被一根冰锥抵着，从尾椎骨一路凉到后脑勺，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连头发丝都在发紧。我屏住呼吸，心脏擂鼓一样砸着胸口，一步一步，像踩在棉花上。
上了楼梯，我们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进了画室。阿东哆嗦着掏钥匙，手抖得像筛糠，钥匙在锁眼周围乱划，插了好几次才捅进去。“咔嗒”一声，锁开了，我们俩挤进去，回手把门摔上，反锁了两道。阿东靠在门板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脸白得像纸，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
我把屋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日光灯、台灯、落地灯，连墙角那盏发着黄光的旧灯泡都没放过。电视也开了，音量调到最大，里面放着什么节目根本没人看，只是需要声音，需要光。阿东踉踉跄跄地走到厨房，从刀架上抽了一把菜刀，“咣”地拍在我脚边的地板上，说这是他姥姥教的办法，刀能辟邪。他盘腿坐在地板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像一根绷紧的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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