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的京城，漕运码头的盐船排成长龙，却不见往日装卸的热闹——盐商们都在码头的茶馆里坐立不安，手里捏着皱巴巴的盐引，眼神里满是焦虑。唐宁穿着普通绸缎长衫，混在茶客中，听着邻桌盐商的抱怨。
“这盐税又涨了！每引盐要交五两税银，再加上运司的‘孝敬钱’，咱们根本没利润可赚！”徽州盐商王老板拍着桌子，声音里满是愤懑，“可百姓们还嫌盐贵，说咱们黑心，你说这冤不冤？”
“冤？”旁边的扬州盐商李老板冷笑一声，“你那点税算什么？我上个月给运司送了两千两银子，才拿到盐引，不然连码头都进不来！这盐税改革，要是还按以前的规矩，咱们早晚得破产！”
唐宁端着茶碗的手微微一顿——盐税是大启重要税源，却长期被盐商和运司勾结把持：盐商靠行贿拿到低价盐引，再高价卖给百姓；运司则私吞税款，中饱私囊，导致朝廷收不到税，百姓吃不起盐。上个月，苏州百姓因为盐价太高，还发生了“抢盐潮”，虽然被平息，却也让唐宁下定决心，彻底改革盐税。
当天下午，唐宁召集户部、刑部和盐铁运司的官员，在御书房议事。他把一份“盐税账本”扔在桌上，上面详细记录着近三年的盐税收入——表面上每年收税五十万两，实际流入国库的只有二十万两，剩下的三十万两，全被盐商和运司私吞了。
“三十万两！”唐宁的声音带着寒意，“足够给边军买三千匹战马，足够让灾区百姓吃半年饱饭！你们却眼睁睁看着盐商和运司私吞，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治理’？”
盐铁运司使张大人跪在地上，额头渗出冷汗：“陛下息怒，不是臣不尽心，实在是盐商势力太大，运司人手不足，难以监管啊！”
“难以监管？”唐宁冷笑，“朕看是你们不想监管！运司的官员，哪个没拿过盐商的银子？哪个没私吞过盐税？今天朕要推行盐税改革，不用你们的‘老规矩’，而是要开‘听证会’——让盐商、百姓、官员三方坐在一起，公开商议新盐税标准，谁也别想暗箱操作！”
“听证会？”众人都愣住了，这是大启从未有过的制度，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唐宁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指着上面标注的盐产地和销售区：“听证会就设在京城的太学讲堂，分三天举行。第一天，让百姓代表说诉求，说说他们能接受的盐价；第二天，让盐商说成本，说说他们的运输、储存、人工开销；第三天，官员们根据前两天的情况，制定新的盐税标准，三方都同意了，再推行！”
为了确保听证会公平公正，唐宁还制定了三条规则：一是百姓代表从各州府随机挑选，由御史台监督选举，不准官员和盐商干预；二是盐商必须如实上报成本，若发现虚报，取消盐引资格；三是新盐税标准要当场公示，接受所有人监督，有异议的可以当场提出，直到三方达成一致。
旨意传下去后，全国震动。盐商们又怕又期待——怕新盐税让自己无利可图，又期待能打破运司的垄断，光明正大地做生意；百姓们则欢呼雀跃，终于有机会说出自己的诉求，不用再吃高价盐；官员们却忧心忡忡，担心听证会打乱“既定规则”，断了自己的财路。
半个月后，听证会如期在太学讲堂举行。讲堂里挤满了人，中间是三张长桌，分别坐着百姓代表、盐商代表和官员代表，四周是旁听的百姓和御史，陆峥带着禁军在门口值守，防止有人闹事。
第一天，百姓代表率先发言。来自苏州的老农陈阿公，颤巍巍地走上前，手里拿着一块黑乎乎的粗盐：“陛下，各位大人，咱们百姓吃不起好盐，只能买这种掺了沙子的粗盐，一斤还要二十文钱！去年冬天，我孙子因为吃了这种盐，嗓子肿得说不出话，差点丢了命！咱们只求盐价能降下来，能吃上干净的盐，哪怕每斤十文钱，咱们也认！”
陈阿公的话刚说完，其他百姓代表纷纷附和。来自青州的寡妇李大姐，哭着说：“我丈夫是边军士兵，去年战死了，朝廷给的抚恤金，一半都用来买盐了！要是盐价能降，我就能给孩子多买两斤粮食，让他别再饿肚子！”
百姓们的诉求，让在场的盐商和官员都沉默了。唐宁看着台下激动的百姓，沉声道：“你们的诉求，朕记下来了。明天盐商代表发言，要如实说成本，要是敢虚报，朕绝不轻饶！”
第二天，盐商代表发言。徽州盐商王老板，拿着一本厚厚的成本账，走到台前：“陛下，各位百姓，咱们盐商也不容易啊！从淮南盐场买盐，每引盐成本三两银子；运输到京城，要付船费、车夫费、保镖费，又是一两银子；再加上仓库租金、人工开销，每引盐成本至少五两银子。以前盐税每引五两，再加上运司的‘孝敬钱’一两，每引盐要卖到十一两银子，咱们才能有微薄的利润。要是能取消运司的‘孝敬钱’，盐税降到每引三两，咱们愿意把盐价降到每斤八文钱，让百姓能吃上便宜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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