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伴伴，取两份空白敕谕来。”
崇祯吩咐道，“朕要给秦良玉和沐天波分别回信，除了嘉奖，还有些长远的事，得提前埋下种子。”
王承恩连忙准备好相应的纸张印信。
崇祯先给秦良玉写。
除了重申让其安心镇守四川、练兵备武外，特意加了几条：
其一，充分肯定并褒奖其子马祥麟、其侄秦翼明等在平乱中的功绩，正式擢升马祥麟为四川副总兵，协助其母总揽川中军务；
擢升秦翼明为建昌卫指挥使，加强川滇边境防务。
其二，明确指示，四川新编练之“皇明卫队”（李定国留下的种子部队），需与秦良玉的白杆兵加强交流合练，取长补短，并逐步推广新式思想宣导与练兵之法。
其三，要求秦良玉留意川南、黔西北一带土司动态，整饬边备，“遇有不轨，可相机处置，务保西南门户无虞”。
这最后一点，已然隐晦地为将来可能的“改土归流”埋下了伏笔，将一定的主动权交给了这位忠诚且能力出众的女帅。
写完给秦良玉的，崇祯没有立刻动笔给沐天波写，而是靠着椅背，目光望向地图上那片层峦叠嶂的西南之地。
王承恩见状，知道皇帝在思考要事，便安静地侍立一旁。
“大伴，”
半晌，崇祯缓缓开口，“你说，这云贵川的土司，像什么？”
王承恩一愣，没想到皇帝突然问这个，琢磨了一下，试探道：
“这个……老奴愚见，像是……像是身上一时半会儿治不好的陈年疥癣？不碰吧，偶尔痒得难受，还流脓水（指劫掠、叛乱）；真下狠手去治吧，又怕伤筋动骨，血流得多。”
“疥癣？呵呵，比喻得有点意思，但格局小了。”
崇祯笑了笑，摇头道，“在朕看来，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司，更像是一个个……国中之国。”
王承恩吓了一跳：“国中之国？皇爷，这……”
“不是吗？”
崇祯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那些标注着各种土司名称的区域，
“他们有自己的地盘、自己的军队（土兵）、自己的法律（土法）、甚至自己的一套传承体系（土官世袭）。
朝廷的政令，到了他们那里，大打折扣；朝廷的赋税，他们想交就交，不想交就拖；朝廷的流官，往往被架空。
他们名义上归附大明，实则拥兵自重，形同割据。平时尚可相安，一旦中枢有事，或他们自身利益受损，便极易生乱。嘉靖年间的岑猛、万历年的杨应龙，便是前车之鉴。”
崇祯转过身，看着王承恩：“你说，这样的局面，能长久吗？于我大明一统江山、长治久安有利吗？”
王承恩冷汗都下来了，连忙道：“皇爷圣明烛照！此诚为腹心之隐忧！只是……历代先帝多以安抚羁縻为主，盖因此地山高林密，民情复杂，改土归流，谈何容易啊。动辄激起大变，劳师靡饷，得不偿失。”
“所以，才不能蛮干，不能操之过急。”
崇祯走回案前，眼中闪烁着思辨的光芒，
“‘改土归流’，关键在于‘改’和‘归’。不是简单地把土官抓起来杀掉，把土兵消灭掉。那样只会激起更剧烈的反抗，让汉夷仇恨更深。
真正的‘改’，是改变那片土地上的人心向背、经济模式、文化认同；真正的‘归’，是让那里的百姓，从心理上和实际利益上，都自觉自愿地‘归’于朝廷王化，认同自己是大明子民，而不仅仅是某个土司头人的部属。”
崇祯顿了顿，语气带着一种笃定：“这需要时间，需要策略，更需要合适的人去执行。
武力是最后的保障，但平时更多要靠经济渗透（比如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开设官市）、文化浸润（兴办义学、推广官话）、吏治清明（派遣廉洁能干的流官）、以及……阶级分化。”
“阶级分化？”王承恩对这个新词有些懵。
“对。”
崇祯解释道，“土司制度下，土官和头人是绝对的统治者，广大土民和农奴被压迫剥削。我们要做的，是让土民明白，他们和汉地的佃户、工匠一样，都是受压迫的劳苦大众。
朝廷推行的新政——减租减息、平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兴修水利、推广良种等等，
这些好处，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土人’就被排除在外。我们要让土民看到，跟着朝廷走，他们能活得更好，能摆脱土官的无尽压榨。
同时，对于土司阶层，也要分化：愿意接受朝廷条件，逐步放弃世袭特权，转为朝廷命官或地方乡绅的，给予优待和出路；
死硬抗拒、残酷压迫部众的，则联合其内部不满的百姓和开明头人，坚决铲除，并将其土地财产部分分给穷苦土民。
这就叫‘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依靠群众’。”
对于崇祯嘴里蹦出来的新词儿，这些年，王承恩闻言已经见怪不怪了，但还是觉得皇爷这思路……
简直是把土司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琢磨透了，阴险……哦不，是高明得紧！
崇祯越想思路越清晰，继续道：“此事不能一蹴而就，需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来布局。
辽东战事结束后，国力恢复，便可逐步推行。但现在，就得开始落子，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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